段永朝是谁？

他是跨界思想家，热衷思考科技与人文。深得互联网巨头青睐，是BAT三家战略顾问，也是阿里巴巴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特聘教授。

他是财讯传媒集团（SEEC）首席战略官，专注趋势和本质的探索，在加盟前立下特立独行的规矩：不管事、不管人。

他是“数字论坛”的发起人之一，推动了中国互联网原创思想的启蒙和中国网络文化的发展。

他注定是互联网从业者中的异类或极少数者。他散发出的学术味、崇尚思维的乐趣并非所有人能理解，但识得其深邃思想背后乐趣的人，却往往能受益于他的哲性批判与理性洞见，并由此触发对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的更深入严肃的反思。

财讯传媒集团（SEEC）首席战略官、ZiffDavis媒体集团（中国）战略发展研究主任，曾任《中国计算机用户》周刊、《软件世界》杂志常务副社长兼总编辑，中国计算机用户协会常务理事，北京中关村IT专业人士协会常务理事，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BCM专委会委员，副秘书长；IT治理专委会委员，IT服务管理专委会委员。1999年出版《电脑，穿越世纪的精灵》；2004年1月出版《比特的碎屑》，2009年出版《互联网：碎片化生存》，2012年出版《新物种起源：互联网的思想基石》（合著）。

段永朝：反思媒体的“立足之本”

传统的新闻学架构立足在工业时代的新闻观，即将新闻视为工业社会的一个行当、一个门类，秉持进步主义、科学理性和客观公正的价值观，认可宏大叙事的叙事权力，坚持社会公器的正当性。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后现代思潮，为反思、批判工业时代的新闻观、媒介观，提供了丰富的营养。从这个角度说，媒介的立足之本其实与意义的生产与消费有关。传统看来，意义是可以像工业品那样，预先灌制在啤酒罐里，消费者只要买回去，打开它，就可以像喝啤酒一样，消费凝结在作品、文本中的“意义”。这种先生产、后消费的媒介生产，在互联时代遭遇了彻底的颠覆，这才是问题所在。

反思媒体的“立足之本”

媒介遭遇重大挑战，从印刷机开始就如此。19世纪电报、电话，20世纪电视的出现，都体现为这种手段和工具的变革，但媒介的立足之本并未从根本上触及。互联网之后，情况完全不同了：互联网挑战的并非是传播管道、手段、呈现方式的问题，而是媒介的立足之本，即作为意义构建和传递者、诠释者的媒介。

理解传受合一，需要先看看工业领域的一个说法“产消合一（Prosumer）”——这是一个生造的组合词，来自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财富的革命》，2006）。“产消合一”简单说有三层意思。第一层，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身份划分将日益消弭。这是标准化、大规模、流水线生产的终结，是个性化生产的开启。可能你会觉得，大规模、标准化还是需要的吧——需要，但不是今天这个存在形态。消费者会在生产的前期就介入生产，消费者有能力、有途径介入生产了。第二层，是工作形态的变迁。人与组织之间的雇佣关系将转变为合作、联盟关系，人们不需要终生服务于同一个雇主——甚至今后雇主这个词也会消失，人人都是合作者。第三层，组织方式会从“他组织”转向“自组织”。没有哪个组织会追求传统的百年老店，有什么理由让你成为一个百年老店呢？那是怪兽啊。

与“产消合一”的经济－社会形态相适应的，一定是新的产权体系、交易体系和组织形态，以及新的价值观、伦理准则和社会行为准则。那种占有式的经济假设、自私的个体假设，将让位于信息丰裕时代的合作。在这种情形下，出版业、新闻传播业需要深刻的反思——反思的焦点并非是否掌握了传播技术的主导权，而是媒体“立足之本”从“权力”向“诠释”的迁移。这意味着媒介在“意义生产与消费”的过程中，依然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但前提是告别工业时代赋予的荣耀和光环。

新闻出版的格局之变

传统出版业和新闻传播业存在的理由有三个：其一，肩负着信息中介的作用；其二，肩负着报道真相的使命；其三，承担着公平正义的责任。这三点今天看哪一条都缺乏坚实的支撑：中介的作用大为萎缩，不可能时时处处都在第一现场充当目击者、现场报道者，既不可能也不必要；媒介所谓的“事实真相”其实是传统工业思维下的媒介理念，是确定性思维在媒介中的折射。

从技术上来说，互联网解放了人，让人的自由表达在充分连接的网络结构下获得自我组织。主流媒体和社交媒体之间的相互渗透带来了新闻出版业的重大变化。

其一，受众和生产者、传播者的关系。借用前面“产消合一”的概念，可以说受众、生产者、传播者将出现“合一”的状态——“传受合一”。

其二，“格式”的变化，也叫“多媒体化”。文本、视频、音乐、图像都可以自如地彼此镶嵌在一起，组成“富媒体”。这种格式意味着生产者的叙事方式已经从线性、完整的叙事转为非线性的情景、视觉叙事。

其三，媒介的分发渠道发生变化。特别移动互联网、社交网络使得“随身携带”“贴身”的媒介传播成为可能。界面已经不是传播者单方定义，而是由传播者与受众共同定义的完全个性化界面。

其四，内容的生产方式。新闻传播从业者一定要理解“边生产边消费”的重要性。任何文本都是未定型的、待定的、开放的，意义不可能固化在文本中，它作为张力结构存在于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交互中。

最后一个，媒介机构的存在方式以及生存之道。前面提到，传统媒介的经营奥秘在于二次营销，而在今天的媒介营销环境中，内容、渠道、品牌、消费行为之间很难找到清晰的边界，因为媒介不再是售卖者，而是组织者、召集者、聚合者和导引者。虽然这一身份看上去比较传统，但在不断流变、涨落的信息空间里，毕竟需要一种秩序框架。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传播空间不单要跟文本、内容打交道，还要满足个性十足的人的交流需要，要跟交易、交换、交往重叠交织、嵌入、渗透在一起——这就是我们说的格局之变。

超越两分法和确定性

传统媒体可能依然会有这样的焦虑：网络上大家众声喧哗，真相是什么？真理是什么？过去五年间，关于真相的求索有两种声音：一种是积极的乐观主义，一种是消极的悲观主义，它们经常处于对垒状态。我更欣赏凯文-凯利的观点：互联网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选择是自由的前提，既是自由表达，也是自由取舍。可能有人会因此不踏实，觉得如果没有一个一致的理性秩序，岂不天下大乱？相互抵牾的东西摆在面前，人们往往被迫站队——这其实是被选择。接纳、欣赏、宽容悖谬，是每个人内心深处需要的心智训练。

现在有很多传媒机构热衷建立新的营销界面，比如微博、微信、客户端，一个都不能少。新的营销界面固然有其存在价值，但并非新媒体的根本。无论是苹果的应用商店，还是某些公共服务平台，依然是封闭的或者有限开放。平台运营者的目的依然是设卡收费，制造一个貌似免费的消费市场，然后通过另一个收费的市场来赚钱。显然，商家所声称的开放还不够彻底，因为一提到开放平台的运营，他们会问你这样的问题：“我们怎样赚钱呢？”

在泛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是传播者、沟通者，也是行动者。如何达成更有效的共识？这恐怕要告别以往熟悉的线性、宏大叙事和确定性思维的模版，进入互动的、碎片化的、充分链接的、彼此依存的叙事模式。媒介从业者必须放弃两分法的思维模式，学会接纳不那么确定、绝对、单一的结论。如果不能超越两分法和确定性，就无法从更高的纬度看到这幅绚烂的历史画卷，就会纠结于非此即彼的痛苦中，坚守其实无法坚守的地盘，也就谈不到超越工业思维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