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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哲学的三次转向看复杂性思想的演变
发表时间:2016-03-03 15:05:40 作者: 段永朝

2014年杭州举办了首届阿里巴巴复杂科学前沿论坛暨第十届全国复杂网络大会阿里巴巴专场,十几个报告听下来,我自己觉得很爽,可以把自己的心情总结成两句话:兴奋与焦虑同在,梦想与现实起飞。在同一个讲坛上,虚拟实境的畅想、数据可视化的艳丽,总让人心潮起伏、浮想联翩。

我回想起6年前看到的一本书,是荷兰鹿特丹Erasmus大学哲学教授Jos de Mul写的《赛博空间的奥德赛》其中有一个小节的标题我很喜欢,叫做“精神分裂症的春天到了”。这个标题有点耸人听闻,不过我觉得它恰恰点出了赛博空间带给人最为强烈的震撼。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通向虚拟本体论和人类学。

我自己是一个哲学爱好者,今天跟大家交流的这个议题(从哲学的三次转向看复杂性思想的演变),其实是想跟大家报告我自己有哪些焦虑。用美国心灵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的话说,过去的100年来,哲学世界的语言是极度贫乏的。在我看来,西方哲学在胡塞尔之后很难说有大家了。当然会有哲学爱好者认为,在胡塞尔之后哲学曾经有一个似乎蓬勃兴旺的分支,叫科学哲学,但今天看来这一分支已经销声匿迹了。当然也有人说,信息哲学带来了哲学新的契机,是不是呢?还有待观察。

为什么一定要考虑哲学问题?这是我的一个忧虑。坦率说,我们今天的话语环境,已经严肃不起来了。哲学在古希腊前苏格拉底传统中,就是“充满忧虑”的味道,他是“操心的人”。比如我们今天所谓的焦虑,很多并非哲学层面的焦虑,很多只是俗世层面的贪欲驱使下的紧张。我们需要重新看待哲学。

哲学的三次转向

哲学在历史上有两次转向,是公认的。第一次是从古希腊的本体论哲学向文艺复兴时期的认识论哲学的转向。这个转向突出的特征,就是把追问世界的本源的问题,转换到将人的能动性、认识的主体性上来。这是笛卡尔的贡献。笛卡尔确立了人的主体地位,并与客体形成思考哲学问题的两个基本范畴。哲学的这次转向的结果,是一批哲学家致力于构建思考这个世界的完备体系,比如康德、黑格尔。

哲学的第二次转向与德国哲学家胡塞尔有关,当然不是他一个人,也包括瑞士的语言学家索绪尔,这个学界描述为哲学的“现象学/语言学转向”。这个转向与其说是转向,不如说是“倒退”。哲学家发现,认识论主体其实很难完全把握人和自然、人和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我们必须退回到现象本身。胡塞尔创造了“悬置”的概念,就是说把关于世界本源、认识主体的认识问题,都“打包”放到“口袋”里面,然后扎起来挂在梁上,但把目光转而投向鲜活生命、生活本身,退回到丰富多彩的现象层。在这个层面理解这个世界,语言、言语自然就成为一个问题。

希腊哲学~

哲学的这两次,其实真的是一种“倒退”。我说“倒退”是带引号的,这是在古希腊追问世界本源的意义上说的。后来的两次哲学转向,是在这个基础上的倒退。但是,换个角度说,又是一种“进步”,因为哲学思想的历史,其实也是人性和神性搏杀的历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确立了理性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是进步。不过这个进步并未完结。

今天我们说,哲学将面临第三次转向。这在西方哲学界过去50年的探索中,曾出现过各式各样的苗头,比如说有人提出来哲学的身体转向(梅洛-庞蒂)、空间的转向(列伏斐尔),还有一些哲学转向包括信息转向、哲学的计算转向等等。这些都是哲学第三次转向的探索。但是,21世纪哲学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分支,大约在七、八年前,这个叫做“实验哲学”。

举一个例子。大约2007年,瑞士和瑞典的几位哲学家做了一些实验。比如给人戴上一个目视镜,就是虚拟现实实验常见的那种,你可以通过3D技术感知到数字场景。我们知道,物理状态下人的视力是看不到自己的后脑勺的。那么实验者在你的后背装一个摄象头,然后你带上目视镜,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后背、后脑勺了。

实验开始了。在敲打半天后,让你移步一段距离,然后你再回到原位。实验结果令人吃惊:在异步敲打的情景下,人返回原地毫无障碍。但在同步敲打的情形下(木头桩子除外),人竟然难以归位。为何?原因竟然是,人无法分辨“自己的身体还是虚拟的身体”。看见自己的后脑勺的后果,竟然是让人“失去自我辨识能力”。这种实验被描述为“灵魂出窍”。

这是哲学实验带给人的巨大震撼。借着这个实验,我想说的是,认知科学已经不仅仅是一门学科了。在70年代末期,认知科学作为一个学科出现以后,从斯隆报告提到的6个大的基础学科,神经科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科学、哲学,可以彼此交叉出11个新兴的学科领域,比如神经心理学、认知语言学、认知神经科学、计算语言学等等。

认知科学,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思维范式,特别当它与神经科学的方法论结盟之后,展现出一片不同的天空。这片天空,正在逼近我们过去的传统学科很难认知的那部分内容。

认知科学的挑战

大家知道,2013年年初,奥巴马政府宣布了一个为期10年的大脑计划,欧盟也宣布了未来10年的大脑计划。20年前的大脑计划,基本上还秉持还原论、两分法、确定性的工业时代科学观,今天的大脑计划则完全转换到另一个思路上来了。这个思路强调神经元集群,强调大脑、身体和环境之间的连接与关联,这个思路把人与机器放在同一个语境下看待,机器也是有机体的组成部分。

这种变化的苗头,可以从2002年美国政府商务部和美国自然科学基金会联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看出端倪。这份报告叫做“聚合科技改变未来”。所谓聚合科技,指的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信息技术和认知科学四大科技的聚合。这个报告里面非常让人震撼,有这样一句话,它说NBIC这四种科技的聚合,将会改变未来人类的物种。

“改变人类的物种”这可是个大事情,需要我们认真的思考。但是,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思考的问题和思考的方式,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我们自己,我们的知识体系、原则假设、理论方法是思考的“武器”,我们人是认识的主体。环顾四周,一切都只不过是我们认知的对象。今天我们依然在用主客两分的方法,用还原论、分离原则来认识这个世界,这一定是远远不够的。

就像王飞跃老师讲到的两个基本假设,第一个是不可知,第二个是不可分。虽然不可知、不可分是出发点,但还是要“强为之”,不可分还要强分之,这样的话,我们的认知系统就一定会发生重大的变化。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知识背景的底层,思想的底座,其实被传统的牛顿思想等等传统的经典哲学格式化过一次。这是一个双重挑战,一重是认识论的,另一重是方法论的。基于这一点,我把互联网思想,概括成这样三大基石,或者说三大支柱,作为我自己的一点理解,与大家探讨。

互联网思想的三个基石

第一个基石是复杂性,第二个社会网络,第三个公共空间。

复杂性是一种思维方式,简单讲我认为要点就在于超越确定性,拥抱不确定性。

传统科学观用清晰、确定、漂亮的公式把握这个世界,典型如法国数学家拉普拉斯的一句名言:给我初始条件,我将推导出整个宇宙。在拉普拉斯看来,这个世界就是巨大的微分方程来表征的。复杂性思维要看的,是事物之间的关联,同时还包括事物之间关联的“化学变化”、“生物变化”。

互联网的复杂性是一种思维方式

社会网络也是一种思维方式。过去我们看待社会网络,往往侧重于外在行为的联系所结成的网络。这里面有大量的学术成果,但这些成果里面缺少温度,有深度、高度甚至有勇气,

但是没有温度。温度是什么,就是人在哪里,人的情感、意识在哪里,没有,我认为我们用过去传统的工具想抓住很难,因为我们今天的认知思维可能还停留在表征主义、计算主义,相信这个世界是符号表征,我们还想抓住这符号表征,第二个我们还想求解它,想计算它。这种方式可能是有问题的。今天社会网络已经渗透到行为、生活、意识活动的多个层次,社会网络已经成为理解个体、群体、人与机器的在连接、行为、意向、感知等方面的基础结构。

过去我们看待社会网络往往是侧重于外在行为的联系所结成的网络。

第三个是公共空间

我觉得互联网将迎来公共空间的重生。重生什么?如何重生?这是一个巨大无比的问题。但我觉得至少有一条是值得关注的,就是“意义”的生产方式将发生重大的变化。传统的意义哲学认为,意义凝结在文本中(这其实是表征主义的翻版,是确定论哲学的翻版),人的能力就在于可以像解谜题一样,把“意义”拎出来。这是错的。意义不可能“先生产后消费”,只能“边生产边消费”,意义本身就是共生的关系的凸显和感受。

从复杂性思想的三个流派,我们可以大致看到互联网背景下,复杂性思想需要面临何种转变

这三个流派是普里高津的布鲁塞尔学派,圣塔菲学派,以及不为很多人知晓的法国埃德加·莫兰的流派。

传统思想仍然坚信可以无限逼近,并最终获得一个终极真理。但是,莫兰的思想以及近20年认知科学、神经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地揭示出,人的主体本身,也是一个不断构建的过程,主体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这句话不是套话,而是需要在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纳入到认知结构中的一个重要要素)。在这种情况下,复杂性思想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驾驭多层级、多主体、多进程的“变奏”,还不能指望通过一组方程式就能办到。

复杂性思想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驾驭多层级、多主体、多进程的“变奏”,还不能指望通过一组方程式就能办到

在虚实交际的互联网环境下,在人的大脑可以投射到身体、工具、外部环境的脑联世界中,仍然恪守传统的主体意向,是没有出路的。我自己理解,真正的核心问题其实是传统哲学和现在还不知道一种什么样的哲学画面的交锋,这个交锋,是要清楚的认识到我们的思想底座将来可能安放在什么样的哲学底座之上。

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理解确定性与可知性的限度?说拥抱不确定性,并非拒绝确定性,而是要透过不确定性,对赛博空间给我们带来的“可能的世界”有可以展开思考的可能。“可能的世界”或者说“平行世界”虽然是物理学、甚至科幻作品的某种畅想,但作为一种思想需要认真对待,认真体会。在可能的世界里面,我们是什么样的存在,我们还存在吗?如果存在的话,我们的存在怎么去理解、表达、解释和传达。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我自己长期受一个词的困扰,就是“悖论”。

逻辑悖论~

我们经历了这么多年的逻辑学、数学、物理学、传播学等的很多悖论以后,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到了这样一个时刻,重新思考悖论到底跟我们是什么关系?

在这里我想提一个问题,就是工业时代、信息时代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认为是对“忧虑”的态度。这个态度将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区分为两种人,一种人将世界视为必然的世界,另一种人则视为可能的世界。

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讲过一个例子,对“恐惧”做了深刻的剖析,很有启发。他问,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最大的恐惧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担心“失足落崖”。但这一答案并不令人惊奇。求生是生命本能,这种恐惧是与生俱来的,是动物的恐惧。克尔恺郭尔作为哲学家,他的洞察力体现在进一步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作为人,除了这种动物的“恐惧”之外,作为人的“恐惧”到底是什么?

卡尼曼告诉我们,其实人对风险的担忧,并不是担忧风险之下的损失,人只是会害怕不确定性。人为什么会害怕不确定性?这个恐怕要从数百上千万年的生命进化史中找答案。

那么克尔恺郭尔要问的,则是作为一个人,作为已经具备了“大脑新皮质”的现代人,,他的恐惧是什么?克尔恺郭尔给出了这样一幅画面:他说当我站在悬崖边上,我一定会担心自己失足落崖;但当我看到一群雄鹰在天上飞翔的时候,我忽地一刻,或许会在脑海里闪过一个年头,我要飞翔,我羡慕自由的翅膀,我要去做,我现在就想像雄鹰那样,翱翔蓝天~~这一刹那的念想,真有可能让我进入恍惚之间,我真的难保自己不会纵身一跃——但是,爬行动物的脑,动物的那个脑会立刻制止我,提醒我不要失足落崖。

所以,克尔恺郭尔所说的人的“恐惧”,恰恰是这种又害怕“失足落崖”,又渴望自由飞翔而“自投悬崖”,这种“恐惧感”,才真正是属于人的“恐惧感”。

我理解人的恐惧,其实就是对这种极度纠结、悖谬的心灵状态的恐惧。一方面,动物的人将趋利避害作为自己最高的生命本能,然而作为人,却总是想挣脱种种物理的、生物的束缚——然而,人自身对这种“能,还是不能”的犹疑,对这种“担心却又向往”的悖谬的折磨,给人的心智带来的“摧残”,以及由此带来无休止的“心智倒退”,直逼精神崩溃的恐惧,其实怀着深深的恐惧。于是,精神分裂的种子就此埋下。

在过去500年文艺复兴以来,人性与神性的抗争中,人获得了一次精神解放。人类发现了很多的牛顿定律,自以为是获得了上帝的金手指,从此可以操弄、驾驭自己的命运。这样一种信念,对千百万年忍受“恐惧”折磨的人来说,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人类似乎从来没有离完美的“彼岸世界”如此接近,人似乎有能力、有办法、有预期地,可以生活在“确定性”的世界里,从此永远告别莫名的恐惧。

但是,互联网、信息时代、信息社会发生的事情告诉我们,情况并非我们想像的那么惬意。我们已经打开了一扇大门。这扇大门并非将我们迎入“确定性世界”的殿堂,而是让我们暴露在永恒的“不确定世界”之中。必然性虽然存在,但可能性更加深远。理解确定性、必然性和可能性,需要新的哲学。

所以说,凯文·凯利在《失控》中吁请人类,“有尊严地放手吧!”这个放手,不要机械地理解。他的断语,建立在对未来人与自然、人与机器的关系将发生深刻的变化,用他的话说,就是“机器的生命化和生命的机器化”。这种人机合体的世界,我们将往来、穿行于虚实世界、平行世界、多重世界中,我们将学会在肉身中安放多重人格、多重心理、多重思想,我们已经不能在一个低维度的世界中运行,我们必须升格到更高的次元,学会在更高的维度去体验、去感知、去思考、去生活和交往。

我们能不能学会这些?我的基本看法是,这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学会一种悖论式的生活方式。这种悖论式的存在、生存方式,就用两个词来刻画:一个是Immersion,沉浸、卷入;另一个是Emergence,浮现,涌现。

水与火哲学~

过去20年互联网的发展,时间虽然短暂,但我认为业已经历了三种形态,我把它总结为三个词:divergence,convergence,emergence。第一个是信息撒播的时代,也就是碎片化时代;第二个是信息聚合时代,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大连接、大社交、大数据时代;第三个是涌现阶段,经历脑科学、神经科学、认知科学洗礼之后,我相信这个时代很快会到来。

站在第三个时代的门槛前,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思考“意义的生产方式”。意义,原本的理解是镶嵌在符号中,镶嵌在认识对象中。人的价值就是把意义挖掘出来,释读出来。今天看这样是不够的。意义并非静悄悄地藏在某个地方,等待我们去发现。意义是共创生的,是在流动的、交互的人自然、社会、机器的碰撞中创生的。

理解这种创生的意义,需要全新的哲学,需要对人性的全新解释。所以我觉得,未来是一个充分展现人的温度,充分展现人的情感、充分展现人性关怀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什么,在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的是,它有赖于我们内心深处灵性的复活,有赖于我们艰难地排除工业思维之毒,有赖于我们将灵性重新注入到我们庞大的、庞杂的知识体系和学科体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