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经济学只不过是人类上一次大繁荣（工业化）经验的一种总结，信息经济对应的是很不相同的另一种经验。中国再过六年即将走到工业化的尾声阶段，接下来将面对信息经济的全面发展。但形成反差的是，互联网在中国发展已有20年，对信息经济的理解至今还停留在工程师的技术性认识（如ICT）、商人的微观认识（如赚钱）层面上；人们还很难从总理办公会涉及的宏观问题（如增长、就业和货币）层面上来全面认识信息经济。无法全面认识，就难全面发展。我认为问题出在基础理论的思想解放没有深入到位。

“同质性-效率-GDP”理论轴心与信息经济实践存在深层矛盾

与经济学家的普遍见解不同，我认为现有经济学的前提假设不是普适的，而与工业化具有特定的对应性：第一，工业化这几百年，都是把经济同质化的过程。理论上的同质性假定，有具体实践所指，它难以向信息经济中的经济异质化新条件延伸。第二，效率标准以同质化经济为前提，对应的是大规模制造实践，难以直接适用于信息经济的个性化定制实践。第三，GDP尺度以效率为前提，无法直接推论出信息经济人际体验背后所强调的民生尺度。

现有经济学理论难以为转型政策提供深层理论依据，在于与转型存在以下抵触：第一，同质性假定隐含的意思是，同质则经济，不同质则不经济。这会导出信息不经济，体验不经济等有悖转型实践的结论。第二，效率标准有利于论证规模化经济、传统中国制造经济，但由于这一标准将多样性置于外生变量位置，会推论出高附加值不经济（如个性化不经济、差异化不经济、创新不经济、中国创造不经济）等与转型方向不符的结论；与企业微观变革实践也有抵触，例如张瑞敏认为中国企业当前的问题是效率高而效能低（潜台词是要应对信息时代的多样性变化）。第三，以效率为内涵的GDP尺度，与国民幸福总值、人类发展指数、经济质量和生活质量等以人为本的尺度不能完全协调，不能将中国梦内生在规划尺度中。

历史地看，“同质性-效率-GDP”这个理论轴心是符合工业化实践的，与中国30年来发展的同质化大规模生产的中国制造实践也能自洽。但中国再过六年即将基本完成工业化，这一时代背景下的经济转型，不光是工业化内部的量变转型（不是第几次工业革命的问题），而是工业经济与信息经济之间的质变转型（是信息革命）。要真正解决转型问题，就要一直认识到信息革命与工业革命前提假设的区别这个根本上。

“同质性-效率-GDP”这串逻辑，与信息经济的内在矛盾，几乎是所有传统经济学家思维的盲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此时提出信息生产力概念别有深意，在于让人重新思考蒸汽机时代形成的理论前提的局限性。中国信息经济学界近年反复强调这一问题，都没有引起经济学界的足够重视。中国经济老讲转型，老是转不动，招和术不灵倒在其次，主因是出主意的经济学家脑子还停留在18、19世纪，跟不上信息时代，拖累了政治家在丰富的信息经济实践基础上摸石头过河的节奏。

信息经济全面发展需要认识全面创新

信息经济从顶层往下建立框架，应拿出理论魄力，在以下关键点彻底解放思想：

1）信息经济是异质性经济，不仅追求大规模，而且追求定制。

信息就是异质性。信息经济的问题，归结到根本上，不是信息产业问题，也不是应用的问题，而是异质性到底经济不经济这一前提假设上的问题。这是人类自蒸汽机出现以来，最大的实践转向，创新是异质的，个性化是异质的，中国创造是异质的，质量是异质的，以人为本是异质的，幸福是异质的经济转型条条道路通罗马，关键钥匙几乎都归向异质性。如果不肯解放这个思想，建设创新型国家，就会成为叶公好龙。转型就会成为口号转型。因为会把上述价值从体贬成用，从目标贬成工具，不解决根上的问题。

信息经济不是否定工业经济，不是否定大规模制造，而是要把大规模（同质化）与定制（异质化）这两种相反生产方式结合起来，实现两化融合。提出这个命题针对的现实问题是，理论和政策主导者应从生产方式高度认识信息经济，把定制代表的新生产方式，提高到经济学基本规律（异质性假定）高度来进行顶层认识，为转型赋予现在缺乏的生产方式转变的实质性内涵。

2）信息经济根据效能标准提高经济质量

如果说从同质性派生出的是效率标准，从异质性派生出的则是多样性标准。按现有理论，提高经济质量（包括增长质量和发展质量），核心是解决效率问题，重心在GDP量变的所谓质量（如粗放得如何更平稳等）。但从信息经济视角看，质量更多关系于质而非量，经济质量的提高不光是效率提高，更是多样性增加，重心在GDP质变（如“质量阶梯”攀升）意义上的质量。例如创意是通过增进质的多样性而提升质量；个性化创造高附加值的来源也主要是多样性。

人们对信息生产力有一个误解，总以为它提高的主要是效率，实际上它更擅长的是提高效能。效能是相对于多样性的效率（效能是以多样性为内生变量的效率的变化率）。张瑞敏曾形象地称之为打飞靶。中国全面发展信息经济就是要在宏观上打飞靶，而现在是打固定靶，跟不上一日千里的世界经济。

信息生产力区别于工业生产力之处主要在于，信息通信技术（包括生命技术）与经济结合，具有降低差异化、多样性的边际成本，从而推动规模经济向范围经济转变的独到作用。可以认为，效能标准是多样性标准与效率标准的融合。对经济质量来说，要以提高效率为基础，但应以提高效能为主导。意识到这一点，前提是要把多样性当作一种与效率同等重要的标准来看。这正是传统经济学家的一个思维盲区。为此，需要从中国经济从量的提高向质的提高转变的顶层思路上深化信息经济意识。

3）信息经济可以从财富上补回GDP降速造成的空白

当前宏观经济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是，中国近年将出现一个GDP增速随服务业比重上升而下降的现象。现有思路是GDP降速一个百分点，就从新兴产业找回一个百分点来补上。例如，过去提保八，是因为GDP增长一个点，严格对应着一个点的就业。增加GDP这一工作是基础性的、必要的，但问题是还缺失当代经济新思维的主导思路。

如果以信息经济主导经济的整体框架，政策可能就不是这样构思。突破“同质性-效率-GDP”理论轴心下的传统中国制造思路，我们可以把信息经济视为经济整体的差异化过程，这种差异化在现象上首先表现为经济向服务化的迁移（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主要创造差异性价值）；其次这种服务化表现在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发展和信息业发展的三位一体中，本质是以多样性标准衡量的经济质量提升过程（例如未来的“互联网+”发展实质在此）；第三，由经济的差异化而衍生出的对信息技术产业（包括第二信息部门）、信息业这些低成本差异化赋能部门产值与就业比重上升的客观需求将带动经济结构调整（这不同于以往我们本末倒置地论证信息产业对GDP的贡献）。

在这一格局中，政策重心应移向发掘被GDP数字忽略的经济机会。GDP遗漏了“异质性-效能-民生”这条转型线上的所有投入产出，包括其中的新机会。在新机会中，不是增加GDP一个百分点创造多少就业，而是GDP下降一个百分点可以创造多少就业。发达国家从没有因GDP由高到低变化，导致长期意义上的失业。我国也需要在保证基本的GDP的同时，加速转型。

具体来说，信息经济跳出GDP加速转型的思路是，第一，以发展促进增长，树立信息化主导思路，以工农业为基础，推动服务化意义上的信息化（就像农业的工业化被称为产业化，可以将信息化称为服务化），追求经济服务化带来的附加值提高（通过差异化提高质量导致的稳定的溢价和收入增加）；第二，以创新促进就业，重视信息技术及产业发展及信息化应用在消解服务业“成本病”（鲍莫尔）中的贡献，通过分享生产资料（如复制数字化开发工具，开放API）对“大众创新”（费尔普斯）的刺激，将劳动力就业问题逐步转化为劳动者工作机会创造问题；第三，以信息转化货币，建立“新金融秩序”（希勒）通过信息透明化提高金融效率，通过信息对称化转化国民经济的交易费用，普惠民生。以此走出单纯物质投资驱动的粗放增长怪圈。

以上提出的大胆假设，仅是抛砖引玉，为的是刺激大家跳出既有结论创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