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处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并存的三元社会之中，就好象昨天、今天、明天叠合在一起发生。从信息社会发展角度看中国，相当于从明天的角度看当代中国；所看到的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是发生在今天的明天。

中国为什么要关注明天？《时间机器》的作者赫伯特.乔治.威尔斯说过一句名言：“明天是一个重大的事件！”中国梦，对我们来说，就是这样的重大事件。中国梦实现的时候，中国一定已是在信息社会；这决定了，今天行动的蓝图，一定是照着明天的蓝本而不是昨天的蓝本来勾勒的。因此我们一定要向前看，比关注今天，更不用说昨天，更关注明天。

《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带给人们一个独特的视角：立足当代中国，跳出当代中国，从当代中国的明天，认识当代中国的今天。

一、信息文明大于当代中国

（一）站在文明这一全局，看当代这个局部

处在三元文明交汇口上在解决当代中国问题，需要大于当代的视野。只有置身历史长河，才能更好把握当下。

当代中国问题，经常被窄化为当代中国的现实紧迫问题。对某些人来说，甚至更窄化为任期内的现实紧迫问题。处理这些现实紧迫问题的眼界，往往局限于两三百年工业化的历史经验，六十余年中国工业化的经验，甚至三十余年中国工业化中生产关系调整的经验。

睁开眼睛看世界，在这个视野之外，一个叫作明天的重大事件正在发生。这就是堪与两三百年工业革命媲美的信息革命。它将彻底颠覆——两三百年以来在圈地运动中、六十年以来在工业为主导和上山下乡中、三十年以来在传统“中国制造”中形成的——昨天的经验。信息文明问题大于当代中国问题，在于信息文明正在历史前进方向超越工业文明。任何试图以昨天的经验面对明天的人，都会遇到当年清代农业社会面对英国工业社会所遇到的问题，会重新陷入落后挨打。因此，有必要站在历史的全局，看当代这个局部；从历史这条黄河的根本方向，看当代这个局部的千回百转。只有如此，我们才能在遇到自清代以来第二次文明冲击时，不因文明换了一个名称而又来一回，真正实现中国面向未来的富强、振兴、幸福的梦想。

跳出当代中国看当代中国，首先就要区分发生在今天的昨天，与发生的今天的明天。例如，“铁公鸡”（铁路、公路、机场）曾被作为解决现实紧迫问题的灵丹妙药，获得4万亿投入；而宽带基础设施国家却几乎分文未投[1]。“铁公鸡”和宽带同样发生在今天，同样“现实紧迫”，但一个更多指向的是昨天，一个更多指向的是明天。美国等112个国家制订了国家宽带战略，中国成为人类少数没有宽带国家战略的国家。存在认识代差，国际电联报告中国宽带水平落后于世界，恐怕就不是偶然的。又如，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当代中国的现实紧迫问题。互联网带给人们在复杂多元条件下的生存方式。将鸡蛋放在多个蓝子更安全，是明天式的活法；将鸡蛋放在一个蓝子里更安全，是昨天式的活法。但人们在解决这一现实紧迫问题时采用的许多手段和方法，令人看到了存在于今天的昨天。跳出传统经验，以信息社会的新思路来治理，会更加适合互联网的实际，棋会走活，而非走乱。

提出信息文明问题，是对当代中国现实紧迫难题的根本回应。

中国有许多现实紧迫问题挑战，吸引人们精力，使之无暇思考更大一圈的文明挑战。

从历史上看，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会遇到解决不完的现实紧迫问题。那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顾眼前，永远纠缠在现实紧迫问题中的国家，往往失于对文明的整体把握，为眼前所累，失去解决根本问题的机遇，最终劳而无功，为后人耻笑。

而那些跳出眼前局部因素干扰，着眼文明挑战与应战全局和战略的民族，反而屡屡成功走出了现实紧迫问题的困扰，打开了大的局面，为人类做出了大的贡献。

增长、就业、环境、社会矛盾……，种种近忧，越解决，越严重，从远虑角度讲，都可以归为一个问题：没有找到变化之策，以应对文明根本挑战。举例来说，就业问题日益突出，按传统思路想的是如何加大物质投入，为每个人的就业配置更多的资本；但电子商务解决就业靠的是分享型经济，为每个就业者提供可复制的基础设施资源。如果电子商务能够解决1亿人的就业，为什么要舍近求远，采用低效高耗的方式来解决呢？

天下没有难做的事情，只有不会想问题、不会做事情的人。提出信息文明，就是为了从大于当代中国的框架出发，解决现实紧迫问题。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解决，而是从创造条件改变造成现实问题的前提假设入手，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二）改变前提假设，从信息文明高度思考当代中国问题

我们现有的文明形式，从其前提假设来看，主要是人类为了应对十八、十九世纪的挑战而设计的，其范式和内核，至今没有大的改变。面对信息文明挑战，人们凭借的往往仍是在农村或工厂中形成的传统经验，这构成一种严重不对称。

从信息文明高度思考当代中国问题，首先就要认识信息文明在前提假设上不同于十八、十九世纪文明的那些变化，超越我们在田间地头和车间工厂形成的经验，从新的世界发展潮流和变化趋势中，找到中国梦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愿景的不同，使之成为前进的梦而不是过时的梦。

1、信息文明大于当代中国的第一个方面：价值取向的联系与区别

信息文明框架大于当代中国框架的第一个方面是元价值判断不同。工业文明核心价值是工具理性价值，它形成于启蒙运动，它的价值取向是功利主义的。功利主义在推动历史进步的同时，过头了会带来损伤目标价值的副作用。将当代中国问题放在世界范围看，具有各国工业病的共同特征，就是做事为了手段而忘记目的。例如为了GDP而忽略中国梦。跳出当代视野看，信息文明内在要求新的价值启蒙，其根本特征是从目标价值出发，而不只是象以往时代那样，从工具理性价值出发，进行对一切问题的根本价值判断。

当代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从文明发展阶段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对应的都是工业文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工业化内部的一个阶段。而信息文明则是在工业化基本完成之后更高的新的历史阶段。当历史发生阶段性变化（如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工业文明转向信息文明）时，人们做事局限于过去经验最容易忽略的，就是价值范式可能出现的方向性变化。

按照邓小平做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时预测的GDP速度（每年增长6-7%），到2020年，人均收入仅为3600美元，但去年实际已达人均6300美元。基于这种形势，18大做出新的判断，中国从“工业化不断 加快”时期，正转入“工业化基本实现”的时期。到2020年，工业化将基本实现。

时代判断的前提假设正在发生变化。工业化基本实现之后是什么阶段？按照顺序，工业文明之后是信息文明，我们有理由期待中国的明天将是开始迈向信息社会。在工业化基本实现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理应适时向信息化、信息社会、信息文明方向进一步提升。中国梦显然不是到2020年为止就能实现，它一定是中国工业化基本实现之后的事情，因此可以肯定地说，中国梦不仅是社会主义工业化之梦，随着工业化基本实现，它肯定将延续成信息化之梦。

文明的前提假设在变化，相应的价值范式也会发生变化。那么，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核心价值，与信息文明核心价值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认为，工业文明的元价值取向，与信息文明的元价值取向，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文明的元价值取向，是指用来判断价值的价值尺度，如功能价值观、工具理性价值观和意义价值观。元价值取向超越于具体的社会制度，例如黑猫白猫论，既适合中国，也适合美国。

农业文明主要解决人类生存问题，其元价值判断更多是功能价值判断，有功能的（如实用的）就是好的；工业文明主要解决人类发展问题，其元价值判断是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工具理性价值判断，例如，把增进GDP，视为好的；信息文明主要解决人类自我实现（梦想实现）问题，其元价值判断将是目标价值判断，或称为意义判断。

意义是信息存在的最高形式。是判断信息好坏的终极标准。目标价值，就是做事的目的所具有的价值，即意义的价值。相对于功能价值（实用价值）、交换价值（手段价值）来说，意义价值是终极价值。中国梦体现的就是一种意义价值，它是“中国存在的意义”所在，即中国人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实现所在，体现的是中国做一切事所要追求的最终目的。信息社会从根本上说，就是围绕梦想（如中国梦、美国梦）组织起来的社会。所有信息活动，都不过是按照这种目标价值来对实体和交换价值进行各种排列组合的活动。

在信息文明出现之前，人们做事也讲目的、意义，但并没有生产方式上的保障[2]，也就是说人们的信息活动并没有信息生产方式（以及相应的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信息体制的发展）作为保障，因此只能是主观、“业余”的、个人的。例如，人们在口号上也提倡各种目标、宗旨，但实际却专注于手段而背离目标、宗旨。例如，华尔街可以讲消费者是上帝，但如果创造出消费者并不真正需要的需求，只要消费者买单就行。又如，GDP不是目的（幸福是目的），而是（实现幸福的）手段。但如果一国上下只有GDP增长才能升官，官员有可能专注于GDP，而无视GDP带来污染还是幸福。但是在信息文明条件下，目的、意义都可能成为职业、产业甚至制度的一部分。例如，大数据本质上就是将做事的手段与做事的目的进行意义校准的系统，有利于克服以产消脱节形式出现的工业病。又如，微博、微信可以成为在人们宣称的做事宗旨与做的事之间实时校准的社会化系统，有利于克服以官僚主义形式出现的工业病。

在当代中国普遍存在工业文明特有的GDP崇拜、工具理性崇拜的情况下，信息文明靠文明进步（包括技术创新、产业创新和制度创新）来保障中国梦的实现。这种文明进步，对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主导的当代中国框架的超越在于，从以生产功能，生产价值为核心标准的生产方式，转向以生产目的为核心标准的生产方式，将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目标，聚焦于保障让功能和价值更有意义，而不是挪作它用（如贪污和污染）。

当前实现中国梦遇到的最大的文明级的障碍就是，在工业文明的工具理性价值主导下，工业化正在功利性地自我强化中间环节利益，这种强化往往在迂回生产方式的正面支持下，与其出发点和归宿相脱离，这种代理型文明仅仅从生产方式上就造成民众的疏离。在资源浪费、官员腐败的表象背后，是工具理性价值诱发的经济发展上为GDP而GDP的现象，社会发展中为了手段而忘记目的的现象。

中国梦是民众的梦，这反映了文明进步的目标价值。它要求为人民服务，要体现在人民真正实现自己梦想上，而不能是代理人代表民众去占有大部分文明成果，而民众这个委托人反而成为弱势群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离开了中国梦的方向，就会本末倒置。在中国发展信息文明，增加多少产值，只是传统功利视野中的小贡献；从范式革命角度讲，它最大的贡献是推动中国跳出工业文明的功利价值观，超越解决当代中国问题的急功近利，实现工具理性价值与目标价值的统一，矫治以“异化”为特征的工业病，从克服工业文明局限性这个根本上，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文明进步的根本保障。

在现有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主导的当代中国问题的解决框架中，由于工具理性价值内在的功利倾向，在现实表现上，天然具有强化（有权有钱有名的）精英，弱化民众的不自觉的元价值取向。仅在工业文明内部，仅靠口号，难以从根本上缓解当代中国高速发展中的出现的严重两极分化。这不仅是社会主义工业化高速发展中的问题，也是同处工业文明之中的资本主义只要高速发展就不可避免的问题。在工具理性价值主导的制度环境下，华尔街的代理人具有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背离委托人的能力和动机，仅靠加强外部监管，虽然可以缓解代理人与委托人之间的矛盾，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因为监管的成本付出赶不上受到制度保障的中间环节利益膨胀。信息文明实现目标价值靠的不是外生的制度，而是信息化本身具有的权利对等，结构扁平，信息透明的新的生产方式和相应的制度创新。

在当代中国语境下，倡导信息文明，需要正确处理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的关系。没有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作为基础创造实体财富和价值，信息文明的目的、意义就无所依托、无从实现，就好象不上一楼、二楼，就难以上到三楼；而没有信息文明引领，人们可能生产大量没有意义的实体财富和价值，有钱但不快乐，就好比不上三楼，上一楼、二楼为了什么的初衷就可能被忘记。因此要以中国梦主导实体财富和价值的创造。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与信息文明的元价值，是促进与带动的关系。信息文明的元价值带动工业文明核心价值的实现，工业文明核心价值的实现促进信息文明元价值。

总的来说，当代中国功利性的现实紧迫问题的解决，离不开关于目标和宗旨的终极价值关怀。而以信息文明推动当代中国问题的解决，最大意义就在于实现人的手段与人的目的的统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一高度上解决具体的功利性难题。而不是反过来，为手段而手段，最后使现实紧迫问题的解决反而加剧社会的不和谐。

2、信息文明大于当代中国的第二个方面：生产方式的联系与区别

信息文明框架大于当代中国框架的第二个方面是立足点不同。信息文明面对问题，相对而言，更多从不同的生产方式，而不只是同一种生产方式内不同的生产关系角度解决问题。

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工业生产方式，是由工业生产力与工业生产关系的结合形成的。信息生产方式，是由信息生产力与信息生产关系结合形成的。

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可以概括为改革创新。改革是针对工业化内部的生产关系调整而言的，是指从计划经济的工业生产关系向市场经济的工业生产关系转变。而信息文明的时代特征，主要体现在生产方式的质变上。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都是按生产方式划分的，分别对应的是农业生产方式、工业生产方式和信息生产方式。有不同的生产方式，就有不同的文明。

当代中国语境下的改革特指在同一个工业生产力的前提假设下，工业化内部生产关系的转换。而信息文明是指工业生产方式向信息生产方式的转变。

改革开放30年，通过改革，计划经济时代的生产关系不适应工业生产力发展的局面，基本得到了扭转。虽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还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但企业面临信息生产方式的新挑战，仅仅靠在工业生产方式内部调整生产关系，难以对症下药。例如，企业做大做强但不灵活的问题，企业研发投入不足的问题，中国制造附加值低的问题，企业差异化成本过高的问题，仅靠工业生产关系，无论怎样调整，都难以解决。只有注入信息生产力，推动信息生产方式的创新，才能从根本上应对。

信息生产力所要求的生产关系，显然与工业生产力所要求的生产关系，具有本质的区别。举例来说，同样是企业的“活”。改革30年来，搞活经济，仅指调整生产关系。但30年来，只是在工业文明内部调整生产关系，适应和解放的都是工业生产力。这种生产关系对信息生产力仍然是起阻碍作用的。21世纪以来，企业在做大做强基础上做活，则是在转变生产方式，是指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的僵化的生产方式，转变为小批量多品种的灵活的生产方式。后一种生产方式就是信息生产方式。

再比如，同样是社会和谐，工业文明中的公共品生产方式，是同质化集中模式。按这种模式，把鸡蛋放在一个蓝子中最安全；但信息文明中的公共品生产方式，变为个性化的、离散模式，把鸡蛋放在多个蓝子中更安全。在传统思维中，集中模式好，分散模式不好。似乎集中姓社，分散姓资。这是十分荒谬的，以这种方式进行互联网治理，会由于方式的落后而事倍功半。

互联网的出现，就象历史上蒸汽机的出现一样，本身是中性的，没有好坏之分。互联网使商品生产方式和公共品生产方式，同时出现了从集中向分散的转变。但不能说集中与分散哪个好，哪个不好。地主和农民不适应蒸汽机和它带来的生产方式，认为它不好；资本家和工人适应蒸汽机和它带来的生产方式，认为它好。适应它就是好，不适应就是不好。因此好不好不在于蒸汽机本身。互联网也是同样道理。适应了互联网，就会尽量发挥它好的一面，避免它坏的一面，互联网就显得“好”；不适应互联网，就会更多受它不好一面的害，而更少得到它的好的一面的利，互联网就显得“不好”。所以关键在于与时俱进。

解决当代中国面临的种种难题，有的可以用传统方式解决，但越来越多的新情况、新问题，需要用新的方式来解决。

我们面临的挑战，很大程度上已超越了当代的尺度，属于未来型的挑战。一方面，世界正在进入信息文明时代，同场竞技术要求中国以信息文明的新思路重新审视老问题。112个国家有国家宽带战略，中国没有；但那112个国家不会等中国出台了国家宽带战略，才齐步走，一起迈入信息社会。中国要与世界各国同场竞技，共同接受信息文明的冲击与洗礼。面对这种国际挑战，中国不可能把当代中国问题，仅仅一厢情愿地理解为工业文明的问题，只按上山下乡时接触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去解决，只按传统中国制造时代形成的思路去解决，而要把当代中国这座“庐山”，放在世界信息文明这个“庐山”之外来审视，来理解，来对待。另一方面，中国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三元并存，其中直接面对的信息文明的新生事物，也不能简单用传统文明的旧思路来加以“规范”。在人们的头脑、社会的法律制度还停留在工业文明阶段时，对信息文明的新生事物采取先规范后发展的态度，实际效果往往是阻碍发展，最终也不利于旧的矛盾的解决。

历史上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当生产方式发生变革、价值观念重新启蒙，引发文明从一个文明向另一个文明质变跃升时，正是一个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能否用大于现有文明的尺度，认识和接受新的文明，决定这个民族是否会落后挨打。清代中国把当时的当代中国问题，狭隘理解为以麦子为象征的农业文明问题，同我们许多人把现在的当代中国问题，仅仅理解为以铁公鸡为象征的工业文明问题，具有相类似的性质。清代中国1820年的GDP是世界第一，但并不能抵挡住生产力革命引发的新的生产方式的冲击，各种现实紧迫问题越解决越“现实紧迫”，最后陷于文明崩溃，这是一个很大的历史教训。中国现在再奋斗几年，就可以达到清代中国开始落后挨打时的GDP名次（世界第一），面对的挑战也将是类似的，甚至更加严峻。能否成功应对信息生产力革命的挑战，能否成功应对信息生产方式带来的信息文明的挑战，决定着当代中国各种现实紧迫问题是越解决越严重，还是越解决越柳暗花明。

二、中国信息社会发展对于现代化的超越功利的意义

如果说第一次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第二次现代化就是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第二次现代化实现的标志，就是建成信息社会。

中国信息社会发展对于现代化的主要意义，在于为实现中国梦提供文明进步保障。中国梦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其中哪一样也离不开现代化水平的全面提高。我们需要对实现中国梦的现代化条件进行分析。

1、中国梦需要在什么样的现代化水平上实现

现代化是一个典型的“当代”问题。历史上不同的当代，有不同的现代化标准。现代化不是一劳永逸的，达到了上一个当代的现代化标准，不等于在下一个当代仍然算得上现代化。中国人一个容易理解的客观标准，就是看会不会落后挨打。因为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落后就会挨打。挨打的一方，不会是现代化领先的一方，而总是现代化落后的一方。当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在现代化水平差了一个文明时代时，现代化水平低的国家，就可以认为达到了落后挨打的水平。

中国梦有可能在工业社会的现代化水平上实现吗？这首先要看发达国家处在什么样的现代化水平上。如果中国处在第一次现代化水平，列强处于第二次现代化水平，仅仅实现工业化，就直接等于落后挨打。就国家富强来说，清代中国在GDP世界第一水平上开始落后挨打，前苏联在处于军事霸权强国时崩溃，说明富和强都不是避免落后挨打的绝对标准。关键要看富强是在哪个现代化水平上实现，要看人的现代化与更加现代化的国家比，处于什么样的层次上。如果中国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只是工业社会水平的，与信息社会水平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存在一个现代化代差，就不能排除中国会在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情况下落后挨打。由于世界各国都在迈进信息社会，因此合理的结论是：中国梦必须也只能在信息社会的现代化水平上实现，才能避免在梦醒时分落后挨打。

2、工业社会与信息社会，人的现代化差在哪里

在现代化问题上，存在着认识误区，由于工业社会思维惯性，片面夸大以GDP为代表的实体经济和硬实力的作用。以为只要实体力量强大，就不会再次落后挨打。这种认识，忽略了现代化的问题，主要不是“船坚炮利”层面上的问题，本质上是人的现代化的问题。它实质把人的物质力量的强大，当作避免落后挨打的唯一依靠，忽略信息力量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一个六神无主的人，尽管身强体壮，仍然可能被小个子击倒。

我们必须认识，信息社会在人的现代化上，到底在什么地方高于工业社会。在第二次现代化中，工业强国落后挨打的新方式是什么；与第一次现代化中农业国落后挨打，相同在何处，相差在何处。

对人的现代化来说，以工农业现代化为代表的物质力量强大，只是生存发展水平的现代化。对信息社会来说，人的生存发展水平的现代化，只是现代化的基础，但不是全部，不能把它绝对化。信息社会的实现，是人的更高水平的现代化，是在实现人的生存、发展现代化的基础上，进一步实现人的幸福水平的现代化。人的幸福水平，就是以人为本的水平，就是实现人生意义的水平，就是实现人生梦想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正构成中国第二次现代化中人的现代化的核心追求。

从世界范围看，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至5000美元之前，人的现代化主要是生存发展的现代化；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至5000美元之后，人的现代化越来越取决于实现幸福的能力与水平。在人均收入达到3000美元至5000美元之后，人的生存发展需求与幸福需求的比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人们有钱就快乐，生存发展需求得到满足就会感到幸福。但进入信息社会，意味着人能不能自我实现自身的梦想，成为人的现代化的一种新标准。在物质需求满足后进一步强化物质需求，而忽视梦想实现，只能加剧有钱不快乐这种工业病。中国普遍存在工业病，是近10年来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各种其它问题都是由此派生的枝节问题。互联网上越来越重的戾气，就是现实生活中工业病发作的出口，是一个国家酷值（GNC）严重不足（即意义供给不足）的危险信号。

围绕现代化的国际竞争中，焦点正在从农业社会的功能，工业社会的价值，转向争夺意义制高点。表现为价值观的争夺，媒体话语权的争夺，本质上都是对意义制高点的争夺。以美国为例，虽然还在延续工业社会的枪炮政策，但重点正转向争夺意义认同的制高点。农业社会的权力是暴力的权力，谁掌握暴力谁获得权力，工业社会的权力则是资本的权力，谁掌握资本谁拥有权力；在信息社会，意识形态、文化和媒体，变成更为核心的权力即意义的权力，这是一种制脑权。

3、第二次现代化中最高的竞争是意义认同之争

现代化水平的差异，可以从解决当代主要矛盾的能力和水平角度理解。所有社会的主要矛盾，都可以概括为人的需求与供给能力之间的矛盾（例如，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不同现代化水平上，社会主要矛盾的当代重心不同。同是人的需求与满足之间的矛盾，在第一次现代化中，人的需求主要是生存、发展需求；第二次现代化中，人的需求主要是意义需求（即自我实现需求）。

反映在社会生产目的（也就是生产的意义）上，第二次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以及各国围绕这种水平提高展开的竞争，就从围绕生产需求（对衣食的满足）和发展需求（对住行的满足），转向围绕意义需求（对幸福的满足）。中国也不例外，当代中国的主题正在升级。

信息社会在原有生产目的中，增加的任务，就是解决的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意义需求（中国梦需求）与满足这种需求的手段落后（实现意义认同的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当各国在满足生存发展需求的能力不相上下时，一旦发生对立，领先还是落后，振兴还是亡国，打人还是挨打，主要不取决于吃得多吃得少，钱多钱少，而更多取决于对自身核心价值认同不认同。不认同的一方，会瞬间“开门迎闯”，把吃的花的都送给对方。

具体来说，以下三个方面的意义供给与意义需求成为现代化竞争的战略要点。成功的一方，在供给有余条件下还可以实现意义出口（洗对方的脑）；失败的一方在供给不足情况下将持续被迫进行意义进口（被洗脑，相当于过去的挨打）。

首先，意识形态之争针对的是信仰级的意义。信息国战胜工业国的典型方式，是把对方（从伊斯兰、俄罗斯到中国）的信仰等核心价值贬得一无是处，从而让落后国所在国民有钱不快乐，认为本国在工业社会取得的一切有形成就一无是处，没有任何意义，把自己创造的功能、价值意义上的财富拱手相让给“更有意义”的对手。意识形态战的最高境界，可以把对方的信仰全歼，换成自己的“主义”，最后让意义输出国“开门迎闯”。

其次，文化之争针对的是日常生活的意义。意义输出国可以把对方的生活方式贬得一无是处，而使自己的生活方式显得更有意义。从发达国家之间的文化竞争，可以看出在第二次现代化竞争中，争的到底是什么。以日美为例，双方围绕制造能力的竞争，正转向以意义生产和消费为中心的文化能力的竞争。 Douglas McGray在《日本的国内总酷值》一文中认为，以文化力为主轴的“GNC”才是展现新国力的方法。GNC是国内总酷值（Gross National Cool）的简称，代表的GNP之上的意义总值（Cool代表快乐，象征幸福这种意义）。角川历彦在“把酷力量化为国家新力量”中提出第二次现代化的新战略，“把‘酷日本’推向全世界”[3]。日本前外相麻生太郎曾高度评价动漫产业的洗脑能力说：“你们所做的事情已经抓住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年轻人的心，这是我们外务省永远也做不到的事情。”在第一次现代化中，关东军劫财劫色，都是针对实体的；但第二次现代化是冲着“年轻人的心”来的。

第三，媒体之争针对话语的意义。发达国家在将第一次现代化中的制造能力转向发展中国家的同时，把第二次现代化中的核心权力——媒体话语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抓住了它，就可以控制埃及、利比亚、叙利亚甚至更主要的国家人民，把什么当作幸福，把什么当作不幸福，把什么当作有意义的，把什么当作无意义的，把什么当作真的，把什么当作假的，再让这些国家的人民，根据这些判断，把自己的国家砸个稀巴烂，把自己的工业化成果砸个稀巴烂，然后让人民选出最能卖自己国家的人成为新总统。那些两眼只盯实体经济，有形国力，而无视意义认同竞争的人，将以这种方式，输掉第二次现代化。

第二次现代化的国际竞争，当然不是空对空的意义竞争，但意义竞争处于主导的方面，而实体的竞争将成为基础。过去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现代化策略，将让位于以意义为主导，以工农业为基础的新的现代化策略。从这个角度看，对中国梦怎么强调，也不会过分。如果中国人的魂被别人勾去了，GDP再强壮也只是行尸走肉。

4、中国离开梦想，工业化将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剩

信息社会是意义社会、梦想社会。信息资源、信息技术、信息资本等等，只是信息社会的器物层面的东西、“船坚炮利”层面的东西，意义才是信息的核心价值层面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看，信息社会本质上是梦想社会。这个梦，不是指做梦，而是指意义。美国梦代表的是美国存在的意义，中国梦代表的是中国存在的意义，日本酷代表是日本存在的意义。

如果围绕第二次现代化的竞争演化为战争，它不一定象甲午海战或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那样，是一场钢铁大战，而很可能是旨在让对方国家意义破产，然后将钢铁等直接拱手相让的不流血的战争。前苏联在意义破产时，工业制造成果如坦克、军舰都是论吨按废钢铁卖的，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罗尔夫·詹森在《梦想社会》中指出，“即将来临的梦想社会，是一种完全新型的社会，……未来产品必须打动人们的心灵，而不仅仅是说服人们的头脑。当前正是为产品和服务赋予情感价值的大好时机”[4]。这里说的梦想，就是心灵层面的意义，它高于头脑层面的工具理性，具有从目的价值这个顶层，决定人的一切行为的中枢指挥系统的地位。从这个角度理解中国梦，不能把中国梦仅仅当作利用实体经济、工业社会达到的目标，而需要把以信息形式存在的意义竞争，理解为就是信息社会的主战场本身。

诚然，没有强大的工业社会的实体基础，任何梦想都是乌托邦，因此中国必须抓住务实和实务不放，但将务实推向极端，唯实务是从，实到完全不问创造的价值有没有意义，忽视信仰、精神文明、文化等一切意义活动，将意义（如幸福快乐）的定义权拱手交给信息战的对手，又会落入对方信息战的圈套，成为第二次现代化中的输家。

综上所述，中国通过第二次现代化避免落后挨打的关键，第一要打好工农业的基础，把工业社会建设扎实；第二要把信息技术、信息应用、信息资源、信息产业这些“船坚炮利”方面的工作做好，第三要把人当作决定性的因素，在世界丛林中坚持、维护和发挥以中国梦为核心的中国存在的意义。这是中国信息社会发展对于现代化的最主要意义所在。

三、面向现实的信息社会发展的改革新动力

改革和革命，说到底都是利益调整。

中国信息社会在现实发展中，必然经历一个利益不断调整的改革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一场革命。利益是推动改革和革命的动力和归宿。

我们需要了解，发展信息生产力，迈向信息社会，这一系列主张背后，代表的是什么人的利益，信息社会的利益最终将归于何处。

1、推动信息社会发展，代表谁的利益？

信息社会容易让人望文生义，以为只与信息有关。我们不可望文生义地认为，发展知识经济，代表的是知识分子的利益。因为在知识经济中，不仅知识分子，任何劳动者都将成为有知识的人。也不可认为，发展信息经济，代表的是信息产业从业人员的利益。因为信息技术的应用和信息化转型，是各行各业和所有部门的事。同样，不可认为发展信息社会，又将出现某个新的阶级或阶层，不可认为信息社会的主张代表某个特殊利益阶层的利益。信息社会主张回到人本身，以委托人的利益为本。因此受益者只能是广大民众。国家利益、民族利益都将以民众利益为本。

中国梦是国家情怀、民族情怀、人民情怀相统一的梦。强调中国梦是民众的梦，这有别于以往只强调国家，而让普通草根民众感到置身事外的那样一种精英式利益结构。前苏联崩溃，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普通民众在国家分崩离析之际，置身事外，甚至推动其中。这种传统社会利益结构反映了国家认同与民众认同之间的分裂。信息社会如果有自己的利益主张的话，受益者更接近于过去讲的群众路线中的“群众”，也可以说，受益者是全民（而不仅仅是代表全民的少数人，代表全民的人并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它代表的将不是特殊利益，而是特殊利益向全民利益的转型。

工业社会的梦，是精英的梦，代理人的梦，普通人虽然也有机会，但有的只是成为资本家、官员和明星机会——换句话说，只有摆脱自己原来的身份，不再是普通人，才能实现自己的梦。他们的机会就是不再做自己的机会。中国梦不是这样，它体现了一种新的身份认同，是广大民众可以自我认同的意义。互联网机会的特点在于，它给每个草根无需摆脱草根身份就可以实现自身梦想的机会，让每个普通人体验到作普通人的意义。这是未来的中国梦不同于工业时代的苏联梦、美国梦的地方。

从利益角度说，人民群众是信息社会的利益主体。具体来说，这意味着，中国梦不仅反映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而且反映群众的每日每时的实际利益，特别是不将这两类利益人为分割开来。这同工业社会特有利益结构有着明显的区别。在现实中，广泛存在的腐败，实质上是人民利益的人格化代表，以个人私利僭越了他所代表的利益造成的。走向信息社会的过程，是一场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这场改革或革命最大的利益改变，就是让中国梦真正成为民众的梦，让为人民服务真正回到它本来的含义上来，其它的利益——包括官员的利益、商人的利益等——只能从最终委托人的利益中派生。
    举例来说，电子商务一旦发展起来，必将会对占GDP达18%的流通交易费用造成冲击。比如一本一百元的书，卖五十元。中间节省下来的，都是现有商业流通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推而广之，当信息经济取得对工业经济和农业经济的主导地位时，国民经济中占GDP 50%的交易费用，都可能发生从原有中间环节向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转移，或转移到新兴服务业中。由此带来的利益再分配规模，将不亚于一场战争或革命对利益的再分配。对此，人们需要有充分的准备。例如，为减少阻力，应象当年为了让乡镇棉纺企业发展而分流城市国有棉纺企业员工那样，提前安排城市实体商业的人员分流。一是鼓励他们升级到更高的价值链高端，二是进行转岗培训，加入电子商务的队伍；三是下岗分流，成为在家办公式的网商。

电子商务正在实践中将这样的利益结构变为现实。电子商务要以有利于推动中国梦的实现为根本思路。中国梦是民众的梦，应以促进人均收入提高和人的发展为根本标准，部门利益、行业发展、产值提高，都应围绕于、有利于上述目标，而不是相反。

电子政务的利益指向也是同样的，它推动服务型政府以服务对象的利益作为自身的利益，以民众的满意不满意、幸福不幸福，作为判断工作成效的根本标准。

改革可以是渐进的，通过做大蛋糕，减轻分蛋糕带来的阵痛，但通过改革调整利益关系，将是无从回避的。

2、改革的动力机制与突破口

信息化作为改革问题，首先要解决动力机制问题。认清哪些人在改革中受益，哪些人在改革中利益受损。在利益分析基础上明确依靠谁，以解决改革的动力问题。 
　　显然，委托人是信息化的最大利益受益者。无论是电子政务的透明化，还是电子商务的透明化，最终的受益者都是委托人。委托人是中国梦的主体。半个国家的交易费用节省下来，老百姓受益，江山社稷受益。因此应该是依靠一把手，依靠群众。

但现在反过来，主要是由代理人推动信息化。到了一定阶段，就会出现自己革自己命的问题。代理人更多想的是如何让信息化为自己服务的问题。农村改革的精髓，就是“允许”“允许”“允许”；而官僚对电子商务的本能反应，则是“不允许”“不允许”“不允许”。整个国家的商业主干系统长期游离于电子商务之外，就是找错改革动力的结果。因此第一位的问题，就是以人为本，恢复中国改革“尊重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历史传统，由高层及时总结经验，再振科学发展。 
　　其次，选准突破口。以服务为突破口，提高服务业比重、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大规模普及电子商务以解决就业难题。“十二五”期间，我们需要拿出农村改革、城市改革的魄力，进行一场服务改革，象打淮海战役那样，一举消灭1000万人级的失业，一举消灭整个官僚阶层的腐败，发育服务经济、服务政府，为中国现代化再上新台阶，杀出一条新路。要改变现在部门官僚打压、揩油电子商务的不正常现象。 
　　第三，坚持增量改革。中国改革的经验在于渐进和增量改革。服务业的发展、电子商务发展、电子服务的推进，都属于新的增量。抓住当前政府电子服务化、服务产业化、信息服务化和制造服务化的机遇，寻找在新领域进行改革突破、改革试验，及时推广，是温和调整利益的明智办法。

中国有世界级的电子商务平台和产业，从推动电子商务入手，可以极大加快中国信息社会的发展步伐。

3、新利益机制的产权基础

在历史上，不同的生产方式下，所有制的形式不同，它构成利益的根本制度基础。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不同的利益结构，从根本上说，都是由不同的所有制决定的。信息社会已在人们不知不觉中，形成了不同于工业社会（既不同于社会主义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所有制，这就是以所有权内部支配权与使用权分离为特征的分享型经济的所有制。正是由于这种所有制上的不同，我们把信息社会视为一个本质上不同于工业社会的新型社会。

工业时代的所有制建立在资产专用性这个前提假设上，资产专用性要求所有权内部的支配权与使用权统一。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区别，仅在于拥有这种统一的所有权的主体不同。与工业社会不同，由信息生产力特性决定了信息资产可零成本复制，这导致资产专用性的前提假设被生产力革命打破，出现了所有权内部支配权与使用权的分离。对支配权的免费分享，同按使用权的利用情况收取租金，形成一种分离互补的商业生态关系。这使改革面对的利益关系，不再相同于两三百年来工业化中劳资对立型的传统利益关系。

在现实中，商业体制的重心，发生了从买向租的变化。以租为重心的经济，就是分享型经济。当今世界，分享型经济象个幽灵，在先进生产力发展最集中的地方游荡。2013汉诺威消费电子、信息及通信博览会(CeBIT)提出的主题就是“分享型经济”(Sharing Economy)。云计算的收费模式是按使用收费，就是分享型经济的典型收费模式。例如SaaS是指软件免费而使用收费。分享型经济已经成为信息经济的主流实现形式。阿里巴巴、腾讯、百度都是分享型经济的成功实践，其覆盖人口，已超过美国总人口，成为未来经济的主流。

租与买，对应到产权上，是利用与归属的区别。租对应的是利用，即财产的使用权（占有权）；买对应的是归属，即财产的支配权。Eilene Zimmerman在《租还是拥有？新的分享型经济对使用所有权进行估值》（Rent or own? The new sharing economy values access over ownership）中，准确地指出了利用（Rent）与归属（own）的区分在分享中的关键作用。

实体商务的生产力特征，在于主要靠排他性投入；电子商务的生产力特征，在于主要靠非排他性投入，二者是相反的。它导致了赚钱的根本路数发生了变化。排他性投入，租和买所得是一样的，一旦把归属权变为分享，就会带来搭便车的难题，投入得不到回报；而非排他性投入，租和买所得完全不同，一旦把归属权变为分享，就会轻松解决搭便车的投入难题，通过利用权上的租金（即按使用收费），可以完全收回搭便车造成的损失。因此学雷锋做好事，居然可以赚得比自私自利还多。这就是民企追逐公益的内在产权驱动力。

举例来说，在实体商务中，商店房产是排他的，租与买的区别只在自用还是他用，反正只能一家用，因此租和买的收益差不多，靠区分它们赚不了多少钱。但在电子商务中，网店是非排他性的，可以通过COPY，象孙悟空吹汗毛一样无穷复制。这样一来，租和买就完全不一样的，买和租一体化时只能自用自收一次；把买的部分（例如阿里的平台）分享，通过上千万次的租（对平台的使用）来回收，却可以无穷获得租金。

4、制度变迁与演进需要适应生产方式变革

在传统经济中，商业服务由企业做，公共服务由政府提供。由市场提供公共品是不可能的。但这个“不可能”成立是有前提的，要求整个经济必须是商业机械系统。然而，商业生态系统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传统商务本质上是商业机械系统，电子商务本质上是商业生态系统。在商业机械系统中，商业性与公共性是分离的；在商业生态系统中，商业性与公共性是融合的。作为生态系统的商业，可以实现由市场供给公共的社会服务，以生物性保证市场的公共性。

以税制为代表的传统工业化体制，面临创新。税收应按电子商务带来的外部性和网络效应计算，即把电子商务带来的就业提高、兼业收入提高、促进社会和谐等综合社会效益，折抵成达到同样效果所需税收支出，来作为电商免税的尺度，实行长期不变的电子商务税收缓收政策。

5、改革不仅要解放信息生产力，还要实现人的解放

第一，应树立智慧发展的理念。以智慧化带动新四化发展。当前，人类正在进入信息时代的新阶段，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引导人类进入智慧经济的阶段。以GDP导向的盲目生产时代，人们做了大量有价值但没有意义的事（如投资浪费、污染）。电子商务发展，要扭转为GDP而GDP的倾向，做事不仅有价值（可以创造GDP）更要有意义（有助于实现梦想）。

第二，应树立人的发展的理念。电子商务发展，要从以往物的发展（如铁公基投入、大商场投入）为主，转变到更加注重人的发展，推动人的就业、人的发展和人的梦想实现。作为民众梦的中国梦，将带来人的解放，通过加大人力资本投入，促进人的潜能的释放和创造性的发挥，实现民众自我认同的意义，并把这种意义，同民族的自我实现，国家的自我实现一致起来，实现共同成就。

中国梦是中国发展愿景的一个总概括。

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它将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和发展动力；为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和发展动力；为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注入新的时代内容和发展动力。

中国梦不仅是当代梦，也是跨时代的梦。

中国当前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成分的交叉路口，从中国信息社会发展角度看中国梦，独特之处在于，立足当代，又跳出当代，将当代中国放进历史潮流中，将当代理念放进普世价值中，观察与审视，以便更清澈地认识到：

现实的，为什么是合理的；合理的，为什么必将是现实的。

[1] 《中国电信科技委主任韦乐平：电信业的未来与去电信化的思考》：“从国家4万亿投资的决心来看，一分钱都不投在信息产业”。（ 来源：C114中国通信网）

[2] 文明是按生产方式来区分的，如农业生产方式、工业生产方式和信息生产方式。有不同的生产方式，就有对应的不同文明。

[3] 角川历彦《云端时代：掌握市场脉动的酷革命！》，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年，第8页。

[4] 罗尔夫·詹森《梦想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