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以来，“互联网+”、网速网费、网络中立成为社会高度关注的热词。不同专家学者站在不同角度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出现了完全相左的两种政策主张，但是大家都绕不开 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互联网时代，信息经济开始凸显公共理性和社会化发展方向。

传统市场经济的伦理缺陷

市场经济之父亚当·斯密认为，“追求私利的经济人之间达成某种妥协或自我约束，从而形成公正秩序，以实现社会福利最大，也就自发形成了市场经济制度”。所以一般说来，市场经济拒绝一切公平伦理的预先设计。

可是现实生活中，这种公正秩序根本不可能由追求私利的主体们自发形成，还需要国家权力或社会公共机构在一定程度上的正确干预。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始假设前提，国家权力也是追求私利的经济人，于是就出现了政府腐败和精英分子玩弄法律进行不良博弈以获取不义之财的趋向。

如果说传统市场经济在西方国家能够持续几百年，除了法律制度健全之外，最重要的是支撑西方社会的第三根支柱即基督教精神（第一支柱是科学技术，第二支柱是自由竞争），但是这根支柱也不是安全无虞的，2002年震惊全球的美国公司假账事件、2008年美国次贷引发世界经济危机以及近30年美国贫富悬殊拉大的事实，都是信息不对称和诚信缺失惹的祸，这让世人知道了美国经济个人主义模式的软肋。传统市场经济面对资本的日益贪婪和投机行为泛滥将越来越脆弱直至失衡，人们不得不寻找经济活动的新伦理基础。

长期经济活动实践让人们开始反思亚当·斯密的市场经济悖论，就是每个人的利己行为究竟能不能形成整体的利他机制。诺贝尔奖大师斯蒂格利茨说，“始自亚当·斯密，经过两百多年发展的经济学的核心标准竞争模型并不能很好地反映市场经济，其中很多结论都是错误的”“凯恩斯主义和达尔文主义都难以保证市场经济的长期活力，我们正在接近一种处于两者之间的哲学，它将为我们的时代指引方向”。另一位诺贝尔奖大师布坎南也反思，“经济学在快速发展中迷失了救世的激情和公平的梦想”，还有不少学者呼吁要“拯救亚当·斯密”。

最具权威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福布斯-纳什1994年就证明市场主体间非合作博弈的结果必然是两败俱损的均衡模型，也就是著名的纳什均衡。2005年，纳什又发表了《三人合作演化博弈》研究论文，他进一步认为，“如果交互的生物体或人类被假定为仅有自私、非合作的动机时，合作行为的自然演化是完全不可能的。真实的人类行为显然是由一些复杂的本能来引导，并且促进彼此之间的合作；此外，还有一些文化方面的因素影响个人对其行为的纠正，并且经常是达到更高的合作效率”。

其实，纯粹利己行为和纯粹利他行为都不是经济交易的伦理前提；公平、普惠、共赢才是人们长远的共同诉求。如果说传统市场经济是建立在利己（性本恶）伦理上的一套完整体系，计划经济是建立在利他（性本善）伦理上的另一套体系，那么新市场经济应该是建立在普惠共赢（性平等）伦理基础上的一套崭新的体系。

互联网精神与信息经济规律

信息经济与传统经济的重要区别在于它独有的“关联互动、开放分享、普惠共赢”精神，这并非源自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规律决定了信息经济的必然走向。如果说土地和机器本身就凝聚着独立的价值和使用价值，那么光纤管道、网络设备以及人们的电脑终端、智能手机、数据资料离开相互关联和广泛应用就什么都不是。

蒸汽机革命以前，手工工具和分体机械装置是在个人独占条件下使用的；蒸汽机革命以后，动力系统是在集团专用情况下运行的；而信息革命以后，信息网络只有在社会共享、关联互动条件下，才能实现它的真正价值。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人类生产方式演化的一个缩影，最初人们使用计算机只能到独立的计算站在独占机时的情况下完成科研运算；后来人们可以通过纵向专用通信系统操作中央大型计算机，完成更多的信息处理和生产控制功能；现在人们利用互联网无论居家、办公，还是外出旅游，都可以通过手持终端设备，在完全对等规则下实现无边界协作生产和信息服务活动。

传统经济的基础资源是钢铁、石油和稀有金属，网络经济的基础资源是沙子（集成电路、光导纤维，它们的原料都来自沙子，且用量越来越省）和知识，它们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收益递增规则使生产边界和销售边界趋于消失，互联网经济正在以超常速度向所有生活、生产领域渗透。如果说传统工业经济造成财富和权力高度集中，那么进入网络时代，利润摊薄、财富分散化和社会化已成客观规律。

马克思早就说过，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资本家为首的社会”。现在人们有理由相信，“互联网磨”产生的将是知识中产者为首的崭新社会。

然而，信息生产力又是一把双刃剑。它扩张了人类平等合作的原始动机，同时也可以放大其自私自利的另一本性。目前在网络世界出现的各类丑行足以让各国主管部门头痛不已，

联合国互联网治理委员会经过卓有成效的研究，终于找到了“网络伦理建设”的社会治理之道。一旦各国都能够建立权威的网络伦理评估机制，各行为主体的资讯状况实时跃然网上，平等交易机制亦将形成，互联网上的个人主义和国家主义都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呼唤公共理性市场经济

自从1776年亚当·斯密建立“在个人理性基础上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假说以来，许多西方学者企图为这一体系建立一个更为严密的科学证明。他们的勤奋工作并没有真正解开这一悖论，却毫无疑问地接受了他们所在社会制度的基本伦理。到1989年，随着国际形势剧变，西方学者集中抛出“华盛顿共识”，旨在向发展中国家推介经济自由主义文明。

进入21世纪以来，许多经济转轨国家按照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改革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比如巴西、智利、印度等国家反而出现深刻的社会难题，就连自由主义市场制度最健全的美国本身也遇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对中国理论界而言，必须尽快走出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双重误区。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是，我国经过30年的信息化建设，基本实现了生产力的跨越发展。在新兴生产力基础上，实现“个人理性”向“公共理性”市场经济的过渡，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明智选择。

不论在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除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天然法则就是一还一报。近百年来人类对自然界进行掠夺性开发，已经开始遭到报复；同样在最近几十年内，极端个人主义严重破坏了人文环境，肯定也要遭到报复。遗憾的是由于以往信息传递的时延太长，能量积蓄缓慢，这种报复机制来得太慢。网络经济的发展不仅使信息传递时延缩短，同时也使能量积蓄或动员速度加快，人类将更加自觉地适应一还一报的社会法则。

信息社会，信息生产力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从生产同质产品发展为提供多样化服务。如果生产同质产品的企业容易发生对抗竞争，那么从事多样化异质服务的企业则很容易产生合作动机。理论前沿从正、反两个方面支持由竞争到合作的论点，一是著名的纳什悖论，二是艾克斯罗德的“合作进化”模型。纳什用数学方法证明非合作博弈的均衡结果肯定是进入“皆输”的陷阱。艾克斯罗德则用计算机建立合作进化论模型证明，经过上千次重复博弈人们会发现，无条件利他主义者首先被淘汰，极端个人主义者也很快被淘汰，阴谋诡计者一度获得最大利益，但最后也被淘汰，只有平等合作者才能获得久远生存和繁衍的机会。

随着信息生产力和“互联网+”的快速渗透，在同一个“地球村庄”，将所有交易行为豁然阳光之下。人类将进入一个“自己活也要别人活”的闭环系统。只有与他人联合、合作才能获得共赢的生存空间。

走“市场决定，政府疏导，社会协同”的新路

信息通信业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公共基础设施，必须建立新型市场规制。通过“网络中立”系列政策，简化和降低上网费用、提高上网速度，坚持用非歧视原则支持和促进“互联网+”以及各行业信息服务。政府要疏导各类社会化信息平台建设，比如社会化电子商务平台、电子政务平台，网络教育、医疗公共平台，形成新型公共服务业群体。要突破传统市场经济模式，在政府疏导和社会透明环境中，处理好企业效益与社会效益的关系、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的关系、专业化与多元化的关系、同质化与异质化的关系、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必须超越行政化和资本化两元对立的老路，同时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政府的疏导作用、社会的协同作用”，走社会化公共治理的新路。让新型公共企业在社会普惠发展中扩大自身的营利空间。这是一个与亚当·斯密“每个人利己的结果就会利他”的假说正好相反的悖论，默克制药的缔造者乔治·默克就说过：“应永远铭记，我们旨在救人，不在求利。如果记住这一点，我们绝不会没有利润，记得越清楚，利润就越大。”

如果在传统经济领域，这个与亚当·斯密相反的悖论尚属特例，那么在信息经济领域将成为常态。马云就多次强调，阿里巴巴公司的宗旨是“客户第一、员工第二、股东第三”；“一个市场主体的成功必须建立在相关主体也要成功的基础之上”。

从蒸汽机革命到电力革命，我国已经落后了两个技术时代。进入以“互联网+”为核心生产力的时代，中国完全可以利用市场巨大、应用领先、模式创新的后发优势反求核心技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又反过来促进或者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当前已经到了扬弃“小农独占”和“工业垄断”传统生产关系的时间点上，只有建立以共享（分享）经济为基础的公共理性市场体系，才能促进信息时代新型生产力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