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9日，中国信息化推进联盟协同创新专委会2016年暨“十三五”前瞻学习交流会在北京万寿宾馆举行。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杨培芳做了题为《信息经济与社会理念创新》的专题报告。

打造信息时代新经济的理论基石

杨培芳指出，现在中国社会面临问题很多，有经济滑坡问题、贫富分化问题、雾霾污染、社会诚信等问题。西方国家面临的难题也很多，如金融危机、M型社会、经济个人主义与信息社会化的矛盾。但是，学界“诊病”的医生很多，能“治病”的医生太少。包括《21世纪资本论》、《新资本主义》、《福利社会主义》都解决不了目前中国和世界遇到的难题。

所以要从根本上思考社会理念的问题，也就是从互联网这一新兴社会生产力入手。在2015年6月24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指出：“我们过去常说，在信息尤其是互联网领域，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现在，我们很可能就站在这样一条起跑线上。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发达国家拥有更大的优势。”但是我们必须重视互联网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的根本区别。

最近我国主流学界也有些转变，从长期跟随美英开始反思“市场经济理论的失灵”，并重新呼吁重视“道德的第三种调节作用”。杨培芳认为，道德在有宗教信仰的国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道德在信仰严重缺失的中国是否有用，这值得我们怀疑，因此需要我们打造“信息时代新经济的理论基石”。

新常态需要新理念

从经济发展的轨迹来看，世界正在进入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新经济发展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6月3日在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中提到：“大量耗费物质资源的传统发展方式显然难以为继，信息技术将促进以物质生产、物质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向以信息生产、信息服务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十八大报告也将到2020年，“工业现代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高”作为发展目标。

所以杨培芳认为，新常态需要新的理念。举例来说，发展信息经济，一方面能促进我国的GDP，另一方面也会减少GDP，减少了不必要的GDP，这是经济发展“数量”和“质量”的问题，新常态将更加注重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问题。

信息化进入第三阶段

从信息化的发展历程来看，杨培芳表示，当前信息化进入了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1975年至1995年，信息化发展的核心是数字通信技术的发展，这一阶段信息主要是作为交流的工具。

1995年至2010年，信息的效能转变为内容的服务，核心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信息开始从信息管道向新媒体转变。

第三个阶段是从2010年至今。信息从媒体内容服务逐渐转变为生产服务，成为信息生产力。进入了以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3D打印为代表的直接为生产力服务的崭新阶段。

关于这个信息化引领的时代，有人认为这是一个知识经济的时代，也有人用电子时代来形容，说法不一。杨培芳引用了毛泽东在《贺新郎 读史》的诗句——“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不过几千寒热---”来描述历史时代的划分。他说，“互联网+”不仅仅是工具，它更是新经济模式和先进的社会理念。他认为石器创造了人类，蒸汽机、电动机改变了社会，而“互联网+”正在引发一场比蒸汽机和电气革命更深刻的社会变革。

信息经济不仅是信息部门的经济，而是要向全社会各个领域渗透，成为信息社会的主体经济。信息经济将促使十大领域变革，主要表现为农业生产精细化、工业制造柔性化、城乡建设生态化、交通物流实时化、信息结构扁平化、商务交易网络化、能源供需智能化、金融货币电子化、公共服务在线化、劳动就业高级化。

杨培芳说，思想观念落后、既得利益作怪、信息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关系的冲突，成为了当前阻碍“互联网+”发展的三大障碍。

挽在一起的手

250年前，亚当•斯密提出了“看不见的手”，此后经济个人主义成为西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1936年，面对市场失衡，凯恩斯提出了政府干预市场的理论，被称为“看得见的手”，此后世界经济进入了在市场和政府之间“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历史循环。

杨培芳说，进入21世纪以来，信息生产力与二元经济理论日益悖扭，互联网的扁平、关联、互利的公共理性精神必然缔结包含“社会协同”在内的三只“挽在一起的手”，它将促使人类进入透明、高效、普惠的信息社会。为此，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叫做《挽在一起的手——协同互利主义哲学》。

时代变革将跨越中西差别

杨培芳认为，中西方的差别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生产力的差别。农耕时代，中国靠丝绸文明雄踞世界东方。机器时代，西方国家迅速发展了工业生产力，使得丝绸文明黯然失色。信息时代，中国已经成为互联网大国，在IT技术领域，我国也进入了第一方阵，甚至在某些领域走在了最前列，继续跟随美英已经前程无路。另一方面的差别则主要体现在社会理念方面，工业时代，由于受到传统计划经济和小农思维的羁绊，中国明显落后。但是进入信息时代，西方的“个体之和就等于整体”的还原论思维已经显示出更多不适应。而中国较少西方工业经济包袱，“整体协同”思维反而可以更快地顺应先进信息生产力的发展。

近年来，学界对东方权威主义还是西方自由主义争论不休，然而信息生产力一定会超越这两种文明和两种主义，打造新经济时代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石。

新计划经济批判

最近，有人提出大数据时代新计划经济的概念，我们不能认同。其实，上世纪80年代有学者提出要用大型计算机寻找集中计划经济的最佳控制点。杨培芳说，最佳控制点只在全结构化的机械系统中有效，在日益非结构化的复杂信息社会并不存在。信息社会是分布关联的互组织结构，农业社会的无组织化和工业社会的被组织化思维都已经过时，只有通过复杂网络节点不断地互组织，才能达到协同互惠的次佳社会状态。

顺应这一理念，第三种经济实体——社会企业正在崛起。现代企业的所有权在淡化，支配权在转移，使用权（共享）在强化。国企改革也应该由行政化、资本化走向社会化。未来企业也不再只有两类，而是应该分为商业类、公益类和社会类这三类。所有制也不再是私有或国有的对立，主流模式将是通过混合股份逐步过渡到社会直接占有，最终实现互联网时代的“自由人联合体”。

Uber的目标是干掉私家车，将整个汽车业改造为出租共享经济。里夫金认为汽车、玩具、家具、住房、花园、领带、时装、珠宝都可以实现共享，在杨培芳看来，未来3D打印等生产服务平台也必然加入共享经济行列。

从总趋势看，社会经济发展取向既不是自由市场经济，也不是集中计划经济，而是协同互利的公共理性经济。

信息不是金矿，而是阳光和空气

从历史发展来看，拥有土地、钢铁机器、石油汽车、房产金融都曾经成为财富的象征，但是近期情况有了变化，美国比尔盖茨是世界首富，中国马云一度也成为亚洲首富。所以人们在思考一个问题，是不是谁拥有了大数据谁就能发财？许多人认为信息就是金矿，谁掌握了数据谁就坐拥了一座金矿。

杨培芳表示，金矿越挖越少、边际成本递增，而数据越用越多，边际成本为零，这些结论已经在他的研究中得到了证实。黄金囤积越久越值钱，数据囤积越久越过时。他赞同一些专家的理念，政府数据应该无偿共享，商业数据应该廉价共享，网络还要提速降费。谁想靠囤积或者垄断信息资源发横财，就像囤积垄断阳光和空气一样可笑。

正如《信息时代三部曲》的作者曼纽尔•卡斯特所言，“如果完全实行信息私有化和数据垄断制度，互联网绝不会有今天的发展规模和速度”。显然互联网是在一种更加开放的公共空间里发展起来的。

“互联网+”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切入点

杨培芳表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具有全新理念的社会，邓小平同志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然后由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走向共同富裕。但是从实践看，先富比较容易，如何实现共富这一点却很难。他介绍了目前解决贫困问题有三种思路：一种是按照西方的传统方法，通过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反哺穷人。二是打土豪分田地、直接杀富济贫或者搞计划经济。三是提高穷人技能，支助他们自己创造财富。

他认为前两种办法都有问题，最好的办法还是第三种。穷人经济学的创始人舒尔茨认为，贫穷的根源不在土地和资源，而在于长期的信息闭塞、教育落后造成的劳动者素质地下。而通过信息经济的外部性可以形成共享机制，从而更快提高穷人的信息视野和致富能力，这可能是解决贫穷问题实现共同富裕最好的办法。

信息经济催生新社会主义

为什么要变革社会理念？最重要的就是互联网精神。杨培芳认为互联网存在三种精神：兼容共享的开放精神、扁平互利的平等精神以及关联协同的普惠精神。

互联网精神对传统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造成了三个挑战，一是共享经济对资源稀缺假设的挑战。二是信息价值对完全信息假设的挑战。三是互联网精神对理性经济人假设的挑战。

一直以来，人们对经济学有一种认识的误区，就钻钱眼，认为经济学就是教人赚钱的学问。对此，诺奖经济学家布坎南、斯蒂格利茨，以及金融大鳄索罗斯都有过反思。

杨培芳赞同美国人杰里米•里夫金的观点，他认为市场资本主义将逐渐远去，一种新型经济体制正在应运而生，它就是协同共享经济。他说，现在有人提出“网络共产主义”概念，主张免费共享一切！对于共享是否应该免费这个话题，杨培芳说，信息的边际成本为零，但是固定成本并不为零，总得有人支付这个固定成本。所以他还是支持“有偿共享，互利普惠”，当然这种互利不仅是货币交易的互利，还应该包含更广义的互利，比如让乐意付出的好人得到合理的回报。所以信息经济催生的不会是共产主义，而是新社会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