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浙江省人民政府等单位联合主办，宁波市人民政府承办的第六届中国智慧城市博览会（以下简称智博会）在宁波举办。

智博会期间，国家信息中心、信息社会50人论坛和宁波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将联合组织“信息社会与新经济发展分论坛”，会上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名誉理事长杨培芳老师发表了题为“信息社会与新经济哲学”的主题演讲。

以下为演讲实录：

今天的讲话算不上报告，抛砖引玉和大家探讨几个问题。宁波我来过好多次，去年的智博会我也来了，今天的会议主题叫智慧城市，宁波这个城市很有特色，创新氛围也很浓烈。我说过，建设智慧城市首先要有城市智慧。那么智慧从哪里来呢？智慧来自于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习总书记不久前讲过，“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可见我国顶层非常期待在理论和思想领域能不能有些重大突破。这个突破的立足点就是信息技术、信息产业、信息经济、信息社会的迅猛发展，让我们13亿人更有了智慧。习总书记又说，“我们完全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刚刚结束的杭州“G20会议”就体现出我们中国人面对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难题敢于担当的勇气。

过去我们在理论和思想上都是沿着工业社会的思路，跟着美国和欧洲走，但是，在IT前沿技术和互联网应用创新领域，我国已经走到无人区，中国理论界应该更多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我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叫《挽在一起的手--协同互利新经济哲学》，本来计划6月要上架，后来拖了一个多月。在发布会上才听出版社领导说，你这本书新观点太多，审查的人审不了，直接提交到了主管部门领导。结果给了三条批示：有高度、有深度；符合改革方向和发展趋势；体现了作者的睿智和勇敢。尤其最后这两个词，还真让我有点“沾沾自喜”。

目前理论界遇到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工业时代的经济学理论已经失灵。很多诺贝尔奖经济学大师，如布坎南，科斯，斯蒂格利茨都在反思。最近张五常在《经济学为何失败？》的讲演中说亚当.斯密那个年代，是小手工业面对封建势力，你不自私自利就无法生存，但是，到了大工业和互联网时代，“自私自利可以带来互相残杀，会带来欺骗，甚至会使人类毁灭”。

最近国际上新经济学派正在兴起，除了诺奖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勇敢站出来，支持许多欧美大学宣布传统经济学无用，要重新编写经济学教材之外，著名供给派经济学家乔治.吉尔德也背离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开始注重对信息时代“新型经济学”理论建树。《零边际成本社会》的作者里夫金则预测：到2050年，协同共享将成为主导社会的新经济体系。

自2010年以来，我们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和信息社会50人论坛也做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工作，包括多项课题研究，发布《新商业文明宣言》，出版《新商务系列丛书》、《中国经济向何处去？》。还包括在北大搞了十多期《信息社会大讲堂》和一次“新旧经济对话会”，争论相当激烈。但是新经济学派毕竟还处于边缘突破的攻坚阶段，我们需要面对的是两种传统理论，一是新自由主义学派，二是新计划经济学派。我们用上了洪荒之力，总算取得了一些效果，在社会上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最近有人在网上问我，你能不能用几句话说清楚传统经济哲学和新经济哲学的关系？我想为了节省时间，应该用一个圣经故事来解释可能更贴切。有人想知道天堂和地狱的区别，上帝先带他去地狱一看，原来是一伙人围着一桌饭菜，用长把勺子抢饭，搞得的不可开交；后又去了天堂，原来是人们在用长把勺子互相喂饭，人人都吃的笑逐颜开。我把这个故事再续上一段：上帝又把这个人带回人间一看，原来是由一位强者拿长把勺子给每个人喂饭，因为厚此薄彼，依然怨声载道。简而言之，自由主义经济哲学就是大家争抢一锅饭，集中计划经济哲学就是选出一个人来给大家轮流喂饭，协同互利经济哲学就是共建共享、互相喂饭。

一个历史事实是，西方思维偏向精确的、静止的个体还原论概念，在工业时代取得了莫大的成功；东方思维则更关注模糊的、变化的整体协同概念，先天不适合工业时代。但是今天的人类正在从硬梆梆的工业社会向充满流变的信息社会转型过程之中，新理论、新思想和新制度很可能在我们这样的东方大国萌生。

社会信息化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经过了三个重要阶段，第一阶段是信息交流，第二阶段是信息媒体，现在第三阶段是直接为生产服务，主要标志是大、智、物、云、印，我们把它叫做信息生产力阶段。它和传统的农业生产力、工业生产力有许多根本区别。比如说互联网作为信息生产力的核心成份，它具有三种精神：协同共享的开放精神，扁平互动的平等精神，分布关联的普惠精神。 作为生产资料，物质靠占有和垄断增值，信息靠开放和共享提效。

 信息经济有十个重要特征，其中最重要的是收益递增性。这里有两组曲线，一组是工业经济的成本收益曲线，传统教科书里都有，我现在要补充一组曲线，就是信息经济的成本收益曲线。工业经济成本是递增的，收益是递减的；信息经济成本是递减的，收益是递增的。这就注定了工业经济嫌贫爱富，信息经济普惠大众。

前不久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个《数字红利》报告，发现许多贫困地区的居民对手机上网的需求超过了对安全住宅、公路和清洁用水的需求。这张图片说的是吉布提青年人用先进的手机，来海边蹭对面索马里的基站信号。我给他们讲，中国过去也有类似情况，有些农村年轻人买个手机，要骑车到县城边上找移动基站的信号打电话、上网。

现在中国几乎人人都有手机，可以上网的智能手机达50%以上，普及速度超过了所有的高新技术，为什么？主要是成本曲线不一样。今后“互联网+”还将将在十个维度上改变社会。工业、农业、城建、运输、商业、教育、医疗、金融、政务和劳动就业。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智慧城市建设，我国必须走新型生态化的城市发展道路，就是别学北京。北京城市建设已经走上了工业集中化的不归路，由天安门为中心，一环一环地往外铺摊子。现在北京正在修七环路，有个段子说湖南某老板对他的小秘说，我在北京南22环给你买了一套房子，这位女士就坐飞机来到北京，打出租车找南22环，司机说七环已经到河北了，22环大概在长沙郊区---。    

梁思成的弟子吴良镛院士早就提出，北京城市问题的症结是功能太集中，只疏散居住，不疏散功能，摊子会越铺越大。必须下决心发展卫星城镇，疏散城市功能才能凑效。而信息基础设施正是建设分布化生态城镇的一个先决条件。

目前我国社会非常关注劳动就业问题，发展信息生产力能不能促进就业？我认为起码可以促进劳动就业的升维，一个是促进灵活就业，另一个是促进劳动的高级化。人类劳动从低级到高级演变，有五个层次。最下面是纯粹肌肉式劳动，往上是位置移动式劳动，机械操作式劳动，再往上是信息操作式劳动和智能创造式劳动。随着技术进步，纯粹肌肉式劳动（比如手推磨和手摇发电职业）已经见不到了，直接从事搬运的劳动者和机械操作劳动者也在骤减，信息操作和智能制造劳动岗位则越来越多。同时就业方式也在改变，原来主要是固定用工，将来可能是临时用工和在家工作成为劳动主体。所以不能用老的办法来衡量我们的就业结构，下岗人数也可能需要新的统计方法。

《挽在一起的手--协同互利新经济哲学》这本书提出一个核心问题，就是信息社会能不能形成协同互利的机制？如果没有一种内在机制，再良好的愿望只能是乌托邦幻想。西方经济学有个著名概念叫“公地悲剧”，说的是没有产权的草地会因为过度放牧而荒芜。但是有了互联网以后产生了一个新的概念，我把它叫做“公共资源池”，人们可以把许多闲置资源甚至闲置时间和精力放入公共资源池，以低费甚至免费方式实现共建共享。这种公共经济模式才能代表未来经济的发展方向。

我认为信息社会是普惠经济、高而不贵。应该大力提倡优质、低费，同时反对高价暴利和免费陷阱。中国有三种商业文化，第一种是北京的商业文化，燕赵之地，大刺客荆轲的老家，其主要特点就是明处对你客气，暗地里宰人。第二种是咱们吴越文化，宁愿吃亏也要和你做成生意，然后卧薪尝胆，等待机会。第三种是平等交易，崇尚“我有利客无利，则客之不存；客有利我无利，则我之不久；客有利我有利，则客永存，我永利也！”

互利主义最重要的机理就是我在书中阐述的“互联网+一报还一报”模型和“以直报怨”模型。主要是讲互联网扩大的熟人社会的重复交易模式，使著名的埃克斯罗德的“一还一报”模型快速收敛，实现互利共赢，在本届杭州G20会议上习主席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就是互利共赢。

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从封建社会提倡利他主义和群族理性，资本社会提倡利己主义和个人理性，现正在朝向普惠社会的互利主义和公共理性过渡。整个哲学思维也会从农业时代的大一统，工业时代的两元对立，向信息时代的三元协同发展。

在互联网条件下社会治理也正在形成市场、政府和社会三只手的合力。我国必须同时发挥市场的决定作用，政府的保障作用，和社会的协同作用，才能促进当前经济的健康发展。

最后讲三条结论：

一、耕牛生产力的时代特征是分散封闭，机器生产力的时代特征是集中管控，信息生产的时代特征是分布关联。

二、请大家记住三个关键词：多元协同、互利主义、公共理性。

三、生产关系必须适应新型生产力的时代要求，“互联网+”必然催生效率和公平高度统一的普惠信息社会。谢谢大家聆听！

现场提问：

问题：杨老师，目前国家成立国有资产风险母基金支撑创新要素驱动，深改组27次会议也出台了一个意见，国务院也会出细则，我们都是智库，怎么样在中国风险投资基金下如何服务产业？知识资本、智慧资本，怎么跟智慧资本结合？请杨老师多多指教。

杨培芳：你提了非常尖锐的问题，100多年人类的财富高地是从钢铁、机械、煤炭、石油、汽车，再到房产大亨、金融大鳄，让世界经济越来越病态发展。按照这种直线思维和路径依赖，未来的财富高地应该是大数据，谁拥有大数据，谁就找到了金矿！

也就更容易垄断天下财富。但事实不是这样，因为黄金是有限资源，越垄断越值钱；数据不是稀缺资源，越垄断越没用。

这本书里有一节好像叫做“知本家不是资本家”。比尔·盖茨没有多少知识，他不过是把边际成本为零的软件服务当做物质产品以高价卖给了几亿网民，打了一个时间差。还有许多专门用低价收购别人专利的公司，靠垄断专利大发横财，他们是资本家，不是知本家。

真正有知识的应该是居里夫人、爱因斯坦，现代知本家应该是互联网之父温顿.赛夫，光导纤维之父高锟，青蒿素的发明者屠呦呦。如果互联网发明人和光导纤维发明人也靠知识产权发财，有两种可能，一是互联网根本发展不起来，而是世界首富要重新洗牌。奋斗在知识前沿的人，他们不可能想着赚大钱。但是现实社会没有钱是干不成事的。政府和社会必须有人主持公道，才能把握这个平衡。

如果您认为我讲得还是太遥远，那就把它放到明天和后天，但是这个趋势会加速到来。现在人们还是喜欢用赚多少银子来衡量一个人和一个企业是否成功，希望把信息和知识都变成Money，但是用不了多久，衡量企业和个人是否成功主要看他的价值而非财富，当然合理的财富回报是附带的问题。

我既不赞成利己主义，也不赞成利他主义，我赞成的是互利主义，因为利己主义必然导致社会失衡，利他主义导致社会正能量不可持续，只有互利主义才能促使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社会经济就是一个多元重复博弈的大平台，完全利他主义者会首先被淘汰，完全利己主义者也很快被淘汰，明为利他，暗中利己者最后也要被淘汰，因为信息日益透明，你不可能长期欺骗多数人。博弈到最后，只剩下平等交易的互利主义者，而互联网平台就是实现协同互利的生产力条件。

在网络透明的环境中，你为别人做了贡献，自然会得到相应的回报，而不一定再出现新的垄断财富的高地，只有相信这一点，才能对知识中产阶层为首的普惠信息社会充满信心。再次谢谢您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