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9日，“信息社会50人论坛”宣告成立。一群以研究中国信息社会发展为己任的学者聚集在一起，将关于信息社会的新思想、新成果奉献出来，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确定让我来写这个序是论坛理事会定下来的，理由好像并不复杂：这本书是论坛的首份年度报告，作为本年度论坛的轮值主席，大家说这是责无旁贷。于是，便没了推辞的理由。于是，便有了这个序。

用信息社会的眼光看世界，是论坛成员达成的共识，也是本书的主旨和主线。看完书稿后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收录在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像是一盏聚光灯，从不同视角照亮着信息社会。

中国正处在一个大变革时代，正在经历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加速转型。这个过程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希望与迷茫、兴奋与不安交织在一起。大变革需要大思路、新思维，信息社会50人论坛希望能提供适应这种需要的大思路、新思维，而本书及以后的年度报告便是对这种大思路、新思维的集中展示。

信息社会50人论坛和《信息社会共识》

因为有了“信息社会50人论坛”才有了这本书，所以要了解本书就不能不说说这个论坛。

往大了说，信息社会50人论坛在中国的出现可以说是时代的产物。关于信息社会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但全球对信息社会已经到来的共识达成要晚了几十年，其标志性事件是在2003年世界信息社会高峰论坛第一次会议在日内瓦的召开。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信息社会的《原则宣言》和《行动计划》。从那以后，信息社会的概念才逐渐在中国官方语言中出现。2006年《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的出台，第一次将“为进入信息社会奠定坚实基础”作为战略目标。学者们的研究重点从信息革命、信息化转向信息社会，可以说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成立一个学术研究平台的条件便也基本成熟了。

论坛的发起和成立却是具体而微的。这里不得不提到王俊秀先生，在我的印象中，他应该算是论坛的第一位策划者。俊秀先生曾是中国第一家博客网站的创办人，对信息社会当然有着难得的敏锐触角。2010年7月29日我收到俊秀先生通过新浪微博发来的一封私信，说看了我的微博希望有机会当面交流。我回信说第二天我们将发布第一份关于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水平的测评报告，欢迎他参会并指导。他来了，说很兴奋，应该联合做点什么。我想，从那时起他就在动成立论坛的心思了。2011年5月，我正在湖北恩施参加一个会议，接到俊秀先生电话，说正在琢磨成立一个信息社会论坛，希望我所负责的信息化研究部能作为发起单位之一。当时我对成立这样的一个论坛并不是太有底气，但还是欣然同意了。后来一起与阿里研究中心的梁春晓先生等多次聚会商谈，曙光日现。5月16日晚，几家发展单位聚在一起，就成立论坛交换意见并初步达成共识。5月19日，在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的一次研讨会上，成立信息社会50人论坛的想法首次公布，得到了与会专家学者的认同。之后的筹备工作便紧张而有序了。

2011年9月9日，这是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一天，信息社会50人论坛配合阿里巴巴年度网商大会的召开在杭州举办了第一次研讨会，宣布论坛正式成立。关于论坛的定位，后来制定的《章程》中是这样描述的：“信息社会50人论坛”是由中国信息经济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工信部电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阿里研究中心等五家单位共同倡议并发起，由信息社会研究领域的有识之士组成的学术群体。论坛宗旨：论坛聚集国内致力于中国信息社会问题研究的一批著名学者及领域内专家，以“开放分享、相互学习、平等争鸣、文责自负”为原则，共同研讨中国信息社会的发展问题，为中国信息社会的发展提出建议。这次会议还确定了论坛的定位、任务、工作模式。会议决定由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汪向东任第一届轮值主席。

作为成立会上的一项重要成果，《信息社会共识》的发布值得一提。这份共识凝聚了论坛成员对信息社会的思考与期盼，也可以称之为是中国版的“信息社会原则宣言”。《共识》最后提出：“我们希望，我们的后代将因我们现在的选择而受益，为我们现在的行动而自豪。”可以说，本书就是延展了这份期盼，并为实现这份期盼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利器。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对于如何看待这本书，我想说：信息社会50人论坛汇集了一群有思想、有活力、敢于担当的人，成就了这样一本有思想、有活力、敢于担当的书。

担当，讲的是责任，讲的是主动，讲的是迎难而上。如果不是因为要担当，信息社会50人论坛就不可能诞生。如果不是因为要担当，这些研究人员不会坐到一块来。

最近看到朋友在微群里推荐的一篇文章——《我们的时代最缺的是远见》。这篇文章并不是很长，但里面有许多让人心里一亮的东西。文中引用的作家刘震云的一句话则像是在我的心上重重地击了一锤：“知识分子的目光应该像探照灯一样，它照射的不是过去也不是现在，而应该是未来。比如讲，你是一位科学家，苹果掉到你头上，你确实应该发现地球是有引力的。还有像发明蒸汽机、汽车、冰箱等等，这是知识分子应该给我们带来的。那么作为一名研究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你确实应该考虑如何照亮这个民族的未来和未来的道路，而我们的知识分子到底做了什么呢？”

对信息社会的研究，也可以说就是对未来的研究，是希望能够提供通往信息社会的地形图、指南针、望远镜。我们期待能找到路和桥，这样就不再需要继续摸着石头过河。我们期待着能够用信息社会的眼睛看待世界，一切将变得清晰明了。但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需要努力，更需要智慧和勇气。

在不同的场合我都反复强调过研究信息社会的三个理由：一是人类已经进入信息社会，而我们对它还知之甚少，有太多的谜团需要破解；二是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型过程中，新旧矛盾交织，机遇与挑战并存，诱惑与陷阱多多，稍不留神就会找不着北；三是一定会存在通往信息社会的最佳路线图，找到它就可以少走弯路，少摔跟头。

现在，我们有了一些新发现。也许，这些新发现并不能回答关于信息社会的所有问题。也许，这些新发现在将来会证明并不完全正确。但，毕竟有了开始。

从内容上看，本书提供了一套关于信息社会的立体思考——从不同角度审视信息社会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从价值上看，本书可以看作是一个转型期的新思维魔方——每一篇文章都来之不易，是思考者的新思维集成。

全书由15篇独立的文章组成，分引言和三个篇章。第一篇“我们在哪里”由两篇文章构成，重点描述中国信息社会发展现状及信息化道路选择；第二篇“我们往哪里去”由8篇文章组成，从不同角度描述信息社会发展趋势和实践选择；第三篇“未来思考”由4篇文章组成，从思维方式转变和哲学的高度对信息社会发展的本质要求进行探讨。

本书展现的16个关键词

从引言开始，本书每一篇文章都是不同作者或研究机构围绕信息社会发展特定问题多年研究成果的展示。每一篇文章都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来表述，加上书名中使用的“边缘革命2.0”，一共出现了16个关键词。掌握了这些关键词就可以对本书有一个概要的了解，就可以基本弄清全书所蕴含的信息社会新思维全貌。

1.边缘革命2.0

“边缘革命2.0”作为本书的书名，真可以称得上是神来之笔。最初提出的书名是《路径选择：中国信息社会发展报告》，在通读所有文章后，我觉得“路径选择”并不能很好地体现本书的内容和特色。于是通过短信向各位理事会成员征求意见，并临时建立了一个微信群进行了讨论。大家提到不少核心词，但意见很难统一。还是王俊秀这家伙厉害，不知他怎么想的，竟提出使用“边缘革命2.0”一词来统领全书。更奇怪地是，竟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叫好声。

说实话，我也觉得用“边缘革命2.0”很是贴切，但仍不免有些惴惴。我试着问：“这是否意味着：边缘革命1.0成就了中国的市场经济，边缘革命2.0将成就中国的信息社会？”他肯定地回答：“是。”于是，坦然，用之。

“边缘革命”一词源于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和他的助手王宁《变革中国》一书中提到的中国改革二元论。他们认为，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改革存在着一个二元体制，“除了由中国政府引导的改革，当时中国还存在另一条独立的改革渠道。第二种形式的改革是同时由几种草根运动推动的。” 承包制、乡镇企业、个体户和经济特区，被视为是中国市场经济转型中四个最重要的“边缘力量”，它们共同促成了中国的“边缘革命”。科斯和王宁试图证明，中国边缘力量的边缘革命，而不是政府主导的改革，完成了中国的市场化转型。

“边缘革命说”很新，因为《变革中国》一书中文版去年底才出来，但很快便成为热议一定也是有原因的。个人认为可能有三点：其一，科斯在中国很有影响力。科斯教授是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产权理论的奠基人。他本人从未到过中国，但其理论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影响深远。甚至有人说，科斯在中国影响力比他在欧美的影响力还要广泛、深刻和持久。对于这一点，周其仁先生曾有过分析：“正是科斯对计划经济即超级国家公司的理论洞察力，启发了中国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经济和中国改革的现实，这是科斯和科斯经济学具有中国影响力的根源。”其二，科斯教授于2013年9月2日去世，享年102岁。科斯的理论在中国经济学界有很大影响，2010年12月29日是科斯教授百岁诞辰，国内曾有十多所大学及研究机构共同举办了一场“科斯与中国”讨论会。百岁以后还能出一本专门写中国改革的书，当然更有纪念意义。其三，全世界都在寻求中国成功的秘诀，中国更希望能找到未来之路，“边缘革命说”本身有其独特的价值。

对于科斯的“边缘革命”说，理论界的认识也并不是铁板一块。至少有两点是存在很大争议的：一是到底是“边缘革命”还是政府主导的改革发挥了主导作用？二是“边缘革命”说是否已经过时？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只能说科斯没有来中国看看实在是个遗憾——他所看重的四个主要的“边缘力量”真正发挥作用都是在政府推动下最终实现的，而中国的改革并不全是自下而上的。对于第二个问题，我们当然可以给予肯定的回答：边缘革命将伴随中国改革发展全过程，但会呈现一些新的特点。

信息技术革命的最突出成就是互联网，由草根网民形成的新边缘力量正在推动着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最终实现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全面过渡，这一趋势已经可以看得越来越清晰。如果说1980年代由边缘力量发起的经济改革可以称之为“边缘革命1.0”，那么2000年后由草根网民推动的社会全面变革就可以称之为“边缘革命2.0”。

与“边缘革命1.0”相比，“边缘革命2.0”在行为主体、行为方式、变革对象、影响的范围广度深度等多个方面都具有了非常不同的特点。本书的每一篇文章都可以看作是从不同侧面对这些变革及演变趋势的最新诠释。

2.信息文明

《信息文明：第二次现代化与改革新动力》一文出自姜奇平先生，将之作为全书的引言是再合适不过了。一年前奇平先生就有《新文明论概略》一书的问世，本文则是其文明史观的进一步阐释。从人类文明发展的角度看待信息社会，实在是立意高远，一语中的。

在奇平先生看来，当今的中国正处在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并存的三元社会之中，解决纷繁复杂的现实问题不能就事论事，也不能用传统的方法，需要从文明发展的高度去寻找出路。文明是全局，而当代只是局部。

文章通过对元价值的比较分析对信息文明的价值观进行了描述：“农业文明主要解决人类生存问题，其元价值判断更多是功能价值判断，有功能的（如实用的）就是好的；工业文明主要解决人类发展问题，其元价值判断是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工具理性价值判断，例如把增进GDP视为好的；信息文明主要解决人类自我实现（梦想实现）问题，其元价值判断将是目标价值判断，或称为意义判断。” 提出应以信息文明推动当代中国问题的解决，其最大意义就在于实现手段与目的的统一，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在这一高度上解决具体的功利性难题。

文章提出了“两次现代化”立论：如果说第一次现代化是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第二次现代化就是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第二次现代化实现的标志就是建成信息社会，信息文明将为第二次现代化提供新动力，信息社会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3.信息社会

《冲出转型迷雾：中国信息社会发展状况分析》一文由国家信息中心信息社会测评研究课题组负责完成，其主要依据是刚刚完成的《中国信息社会测评报告2013》。这份报告提出了信息社会分析的基本理论框架，并对中国31个省份和315个地级以上城市的信息社会发展水平进行了定量分析，较为系统地回答了“我们在哪里”的问题。

报告认为,所谓信息社会，是指以信息活动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形态和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信息社会具有四个基本特征，即知识型经济、网络化社会、服务型政府和数字化生活。报告依据信息社会指数（ISI）测算结果提出，当前中国正处在从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加速转型期，预计2020年左右将可以整体上进入信息社会初级阶段。

4.中国特色信息化道路

《如何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一文，由信息社会50人论坛轮值秘书长于凤霞博士执笔完成。18大报告正式提出要走中国特色信息化道路。2013年2月27日，信息社会50人论坛专门组织了一场“中国特色信息化道路”专题研讨会。大家一致认为，中国特色信息化道路就是中国走向信息社会的必由之路。这篇文章是本次研讨会的综述，反映了论坛专家们关于这一主题的基本观点。

2005年国家信息中心受国家发改委就完成了一项名为“走中国特色的信息化道路”的课题研究，本文对当时提交的报告进行了介绍。报告分析了中国信息化建设面临的机遇、风险、国情，对中国特色和中国特色信息化道路进行了定义，提出了要注重政府先行、跨越发展、普遍服务、技术创新带动。报告还依据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进一步提出了中国特色信息化道路的规划：大体以2020年为界，从2006年到2020年，重点致力于完善基础设施，推广普及应用，建设“网络中国”；从2020年到2050 年，重点致力于各个领域信息化的深度应用，以及人口信息化素质的极大提升，建设“信息化中国”。

5. 信息生产力

《信息生产力发展前景及其重大影响》一文由杨培芳先生执笔完成。杨先生是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的理事长，也是信息社会50人论坛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一年前他所领导的信息经济学会就出版了一本力著——《中国经济向何处去：基于信息经济学的分析》，明确提出了“信息生产力”的概念，并确立了一套完整的测评体系。本文则是对这一概念的进一步阐释和深化。

文章认为，世界信息化浪潮经过了信息交流和信息媒体两个重要阶段，正在进入以宽带、物联网、3D打印等技术为标志的信息生产力阶段。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以信息生产力为标志的新阶段。物联网和云服务开启了信息通信直接为生产服务、形成新型生产力的闸门，它代表着信息化浪潮的第三个重要阶段的到来。值得珍惜的是，我国在这个阶段起步并不算晚，关键在于我们的社会认知和国家政策，能不能适应这种新型生产力的发展规律，抓住历史机遇，顺应历史潮流，得到最大的效益。

更为珍贵的是，文章介绍了信息生产力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定量测算模型及其测算结果。资本投入量（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将使GDP增长0.725%；劳动投入（就业人员）增长1%，将使GDP增长0.253%；信息化投入（信息化发展指数）增长1%，将使GDP增长1.139%。三种要素中，信息化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是资本投入贡献率的1.6倍，劳动投入的4.5倍。单位GDP的信息利用量每增长10%，可以使能耗降低1.8%、物耗降低1.4%。

杨先生坚信，一旦我们学会利用独有的智力资源优势和最大的市场空间，一定能够在信息生产力平台上创造出前所未有的人类奇迹来。

6.互联网经济体

《增长极：从新兴市场国家到互联网经济体》一文由王俊秀先生执笔完成，这也是他带队完成的一个课题成果的浓缩版。经济体原是基于地域概念所产生的国家或地区经济的集合。将互联网经济作为一个经济体来看待，确实让人耳目一新。

文章认为，互联网所具有的泛在性——时间泛在、空间泛在和主体泛在，使得分布式的资源配置、协同型的价值网络和跨越空间的经济集合成为可能，从而打破了实体地域的经济集合概念。互联网经济以技术为边界，将资源、要素、市场与技术整合，已在全球范围内俨然涌现为一个巨型经济体——互联网经济体。到2016年，仅二十国集团的互联网经济就将成为仅次于美国、中国、日本和印度的第五大经济体[1]。面向2020，互联网经济体正在成为全球新的增长极。

互联网经济体之构成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互联网经济体包含互联网应用、互联网服务、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互联网设备制造四个部分，而广义互联网经济体除包含这四个部分外，还包含被“互联网化”的实体经济。在互联网发达的国家，1995-2009年这15年间，互联网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平均达到10%；而在2004-2009年间，互联网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更是高达21%[2]。

文章还进一步提出了“电子商务经济体”概念：电子商务经济体是指具有电子商务属性的经济活动的集合，包括电子商务应用、电子商务服务、电子商务相关互联网基础设施和电子商务相关互联网设备制造等四个部分。电子商务经济体之构成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电子商务经济体包含上述四个部分，而狭义电子商务经济体则仅包含电子商务应用和电子商务服务。2012年中国电子商务经济体规模为8.2万亿元，预计2020年电子商务经济体规模将达到47.8万亿元。

互联网经济以技术为边界，将资源、要素、市场与技术整合，已在全球范围内俨然涌现为一个巨型经济体——互联网经济体。

7.农村转基因工程

《推进农村电子商务：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基因工程”》出自汪向东先生之手。汪先生是信息社会50人论坛的首任轮值主席，他所领导的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对调查研究中国农村电子商务情有独衷并取得丰硕成果。本文从经济社会转型的大视角审视农村电子商务的作用，并形象地称之为农村经济社会的“转基因工程”。

文章认为，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我国农村电子商务正在由政府主导向多元主体共同推动发展。二是农村电子商务由长期徘徊于信息服务开始向交易领域深化拓展。三是农村电子商务从原来侧重其经济意义，转向助力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

农村电子商务在农村经济社会转型中的作用：改变了农村从业者传统的社会身份，提高了从业者和相关农户的经济收入，促进了农村经济和产业结构优化，提高了农民组织化水平，助力农民返乡创业与就近就业，明显改善了农民家庭生活质量和农村社会面貌，提升了农民网商的素质和幸福感。概括起来就是：改变了结构，赋能于“细胞”，转变着“基因”。

8.网络创业就业

《中国网络创业就业发展状况和对策研究》一文源于一项2012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重点研究课题。由中国就业促进会牵头组织，参与研究的单位包括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政策研究司、劳动科学研究所、国际劳动保障研究所、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以及浙江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杭州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等。

报告认为，网络创业就业的重点是电子商务领域中的创业及就业，是指劳动者个人自行开办网店（目前大部分是依托互联网企业提供的平台），自找项目、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不仅实现自我创业，并且通过合伙经营或雇佣人员带动就业的一种方式。网络创业改变了传统的刚性而狭义的岗位就业，主张的是一种弹性而广泛的社会就业，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可变性和流动性；网络创业增加了就业市场选择的自主性、多样性和个性化，将工作家庭化成为现实，使人们纷纷从工厂和办公室走出来，带来了就业方式的革命；使劳动和闲暇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发展，工作和生活质量得以真正提高，从而真正提升劳动者幸福指数。网络创业就业具有灵活性、公平性、智能性、衍生性、自治性等特点。

报告还分析了我国网络创业就业的发展趋势、存在问题，提出了推进网络创业就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工作目标和对策建议。

9. 乐龄潮人

乐龄潮人这一概念见于由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左美云先生执笔的《信息社会的老年人：数据、理论与实践》一文，指的是在信息社会能够游刃有余的老年人。以前我只知道左先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后来看了有关资料才知道，原来他还带领一个团队搭建了一个为老年人服务的社会公益型网络平台——“老友帮”，真是难能可贵。

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信息化对于某些老年人来说可能是数字鸿沟，但也有很多老年人轻松跨越，享受着信息化给生活带来的变化和快乐，很多老人紧随时代节拍，游刃有余地驾驭着信息化的生活方式。

到2012年底，我国老年人人口已经达到1.94亿，互联网在老年人群中的渗透率大约为5.23%。尽管老年人网络普及率比较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接触网络的老年人会不断增多，以及原有的中年网民将逐渐进入老年阶段，也将会使得老年网民群体的数量进一步增加。

文章认为，在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的今天，信息技术将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对老龄化社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具体地讲，信息技术可以从满足老年人的生理、安全、情感、受尊重和自我实现等信息需求角度出发，提供相应的信息技术以及信息产品，从而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同时，老年人信息需求对信息技术产品发展也许多机遇。

10.大数据

这两年关于大数据的热议可谓是一浪高过一浪，有人甚至称之为大数据时代到来了。《向信息经济新阶段推进——大数据与工业互联网带来的冲击》一文由郭昕、孟昕联手完成。这两位可以算得上是大数据达人，不久前他们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大数据的专著。本文重点分析大数据带来的“冲击”，可谓是用心良苦。

文章认为，或者数据的量很大，或者数据的形态更多样，或者数据产生和要求处理的速度极快，都为我们收集、管理和分析数据带来了难题。这样的数据因而被称为大数据。挑战即机遇，在我们不断突破计算机软硬件及处理技能极限的过程中，大数据也为我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打开了一扇窗，促进着技术与商业模式的不断创新。

文章进一步分析说，大数据时代对中国企业来说是既是机遇，又面临着多重的挑战。首先，向大数据时代转移所需的投入是个巨大的挑战。其次，IT产业的“重硬轻软”，让我国企业的大数据发展存在明显的短板。第三，云化管理的转变。第四，大数据的应用还有非常强的“技术云”的趋势，挑战了中国大数据封闭状态的现状。第五，我国的大数据专业公司大数据的处理能力仍然不足。作者看好开源、互联互通、公有云、公众的平台、公共信息的管理和运用。

文章还介绍了 “工业互联网”（Industrial Internet）这一概念，称之为继“工业革命”、“互联网革命”之后又一次重要的技术浪潮。

11.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概念从2009初一经提出很快便在全球传播、接受并应用于实践，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也可以说是适逢其会。当时全球都在仓促应对经济危机并反思后危机时代的城市发展理念。中国也一样，信息化需要新的推动力，而城市发展带来的诸多严重问题也亟需寻找新的出路。所以智慧城市建设在中国越发火热起来，到去年底已有近两百个城市提出或计划实施智慧城市战略。

由杨冰之先生等撰写《智慧城市建设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新征程》一文也不是偶然的。他带领的一个颇具规模的研究团队这几年就潜心于智慧城市规划研究和实践。本文阐释了关于智慧城市建设中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对智慧城市发展现状和趋势也做了分析。

12.网络文化

吕本富教授在《互联网塑造或改变的十类文化基因》一文中提到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技术塑造新商业环境，其中有强大的文化基因。“把互联网当作工具，还是把互联网当作营生，会用互联网、能评互联网与真做互联网，这其中有巨大差别。这不是经验的差别，而是思维方式的差别，甚至是思维惯性的问题。”有的企业顺应了大潮，华丽转身，更多的传统企业被新兴的互联网公司冲击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

其中的原因在哪里？文章分析认为，只有一个组织具有完整的互联网文化，才能真正实现了转型。

怎样才能让一个组织具有完整的互联网文化呢？作者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总结分析了互联网的10类文化基因：颠覆式创新思维；迭代式开发流程；碎片化中有圈子；长尾部分存商机；免费铸就大市场；无序之中智慧生；终结信息不对称；尊严、平等、互动；开放、转变、整合；移动改变一切。

13.复杂性思维

复杂科学研究的提出并不是中国人的发明，也不是近几年的事。但50人论坛对复杂科学的关注还是令我大吃一惊。年初，阿里研究中心的林茜女士提出要组织一次关于复杂问题的研究会，多少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担心讨论不起来。林茜很执着，先是给我找来关于复杂的两本书予以启蒙，又让我去听了段永朝先生的一场专题报告，后来还在邮件群里发起了关于复杂问题的讨论。经过精心准备，5月11日在杭州举办了“复杂视野中的中国特色信息化道路”研讨会。会议很成功，关于复杂的讨论也一直持续着。

由陈禹先生执笔《复杂性研究与信息社会的实现》一文当然是再合适不过了。陈先生现在是中国信息经济学会的名誉理事长，信息社会50人论坛的重要发起人，也是对国内较早关注复杂科学研究的主要学者之一。

陈先生认为，改变在工业时代形成的思维方式，对于正在进入信息时代的人们来说，已经成为继续前进的当务之急。我们正在面临着人类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超越简单化，注重复杂性。

文章还给出了建立复杂性思维的七个要点：承认和重视世界的复杂性，尽量避免片面强调简单化；承认和重视多种类型主体的存在的客观现实；承认和重视层次的概念，特别是要关注层次之间的质的差别；承认和重视演变和进化的过程，特别是要重视时间之矢的作用；承认和重视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和积极意义；承认和重视自组织的规律和作用；摒弃绝对化的、非此即彼的两分法思维方式。

14.复杂治理

面对越来越复杂的社会，光有复杂性思维显然还不够，还得将其用之于实践才对。长期研究互联网法律的阿拉木斯在这方面可谓学有专长，他提供的《复杂治理与法律的变革》一文真的很值得让人击节叫好，喝上一壶。

文章明确提出，信息社会的治理要运用复杂系统治理的方法。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加剧，以及互联网应用的不断深化，我们的政府和社会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复杂治理问题，尤其是线上的治理难题，如微博的治理、网络购物的治理、网络视频的治理、APP Store的治理等等。这些治理问题，不仅量大、参与人数众多、时效性高、跨地域、形态各异，而且往往很难用传统的许可证、年检、抽查、吊销执照等治理方式达到良好的治理效果。如何在一个复杂的、高速运转的系统中利用多种巧妙的手段快速化解矛盾、防范风险并不影响这个系统的运行效率，考验着政府的治理智慧。我们似乎可以找到复杂系统治理与信息社会治理的一些灵感。

该文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对复杂治理进行了实证分析，包括：关于先审后播的争论、新浪微博怎么管理、淘宝网治理的多元化结构、关于打车软件和淘宝网上挂号的管理、苹果APP Store 的治理之路、百度的网民权益保障计划等。这些案例就发生在近期和身边，所以很生动也很有启发性。

文章还分析了复杂治理对法律的挑战，如：法律调整长周期与网络技术短周期的矛盾；知识产权的封闭性、独占性与网络开放、分享的矛盾；司法高成本与网络交易低价值的矛盾；证据和物权制度重物质、轻比特与网络虚拟化的矛盾；行政管制条块分割化与网络跨区域、行业融合的矛盾；行政管理门槛化、许可制与网络管理低门槛、动态化需求的矛盾；治理国际化与司法自治的矛盾；互联网非中心性与管制集中化的矛盾。

对于上述挑战有没有解决之道呢？文章提出了用互联网的方式治理互联网、借鉴网络空间管理、发展与规范统一、生态化治理等思路。

15. 新物种起源

将生活在现在的我们称为“新物种”，将互联网视为“新物种起源”，这种怪异而伟大的想法只有段永朝先生能提出来了。但认真看完这篇文章，我真的承认他说的很有道理。

段先生自己说，采用“新物种”其实是一种“借喻”，借“物种起源”来说一个事情，就是“文明转向”。1859年达尔文出版的《物种起源》，是改变人类文明进程的伟大著作。进化论，将生存斗争下自然选择（天择）的力量，摆在了神创论（人择）的对立面，成为资本主义工业革命思想解放的灯塔。150年后，当互联网将这个世界紧密联接起来的时候，新的物种诞生了。互联网是一次真正的解放，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解放”，不仅事关我们的“数字化生存”，更事关“我们”——这个达尔文定义下的物种，如何嬗变为“新物种”。我们将这种“解放”，名之为“新物种的诞生”。生活在这种新文明背景下的人，他的个体的重要性在降低，但作为群体的重要性在上升。我们把它命名为新的物种形态。

互联网就是新物种起源，新物种就是处在信息时代、信息社会的“我们”。

16.信息哲学

将一项研究上升到哲学层面就可以算是到了最高境界了吧？所以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邬焜先生之《信息哲学的创立和发展》。在论坛成员中，邬焜先生可能是出有诗词选集的第一人了。他送给我的《邬焜诗词选集》中有一首1976年的诗作“清平乐.登高舒怀”：“阅经今古明前，遍游天上人间。心内千层海浪，眼前万里河山”。所以我就想，邬焜醉心于信息哲学研究，是否与其诗人情怀有关？

邬焜先生认为，信息哲学于20世纪80年代首先在中国创立，其创立标志就是他于1985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哲学信息论要略》的论文。1987年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哲学信息论导论》的学术专著，2005年又出版一本长达70万字的《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

这一说法在国际上也得到了印证。在今年6月20-26日召开的21世纪国际一般信息理论研讨会（GIT,2011,瓦尔纳）上，法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布伦纳（Joseph Brenner）先生就提交了一篇题为《邬焜和信息元哲学》[3]的论文，具体介绍并高度评价了邬焜教授独创的信息哲学。

邬焜先生认为，信息世界的发现以及信息哲学的兴起是在科学的汇流、科学与哲学的汇流中所实现的全新综合。信息科学的发展给哲学提出了众多值得重点研究的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关于信息本质的确定。由于信息具有构成世界存在的基本领域的性质，所以只有从信息哲学的高度对信息的本质予以考察才可能奠定统一信息理论建立的基础。信息世界是一个和物质世界不同的全新的世界，这个全新世界的被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为现代科学和哲学正在进行着的，以及将要完成的全新综合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以“信息文明”开篇，以“信息哲学”收尾。本书可以称得上是关于信息社会的新思维魔方了吧？

写到这里本可结束这篇序言。忽又想起那天有个朋友问我的问题：“人类对自身生存的这个世界的认识还不及其无穷大分之一，这个判断是否正确？”记得当时回答说不知道，现在想来应该可以回答是了。

* 张新红，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部主任。

[1] 《网络连接世界：4.2万亿美元的机遇 二十国集团的互联网经济》，波士顿咨询，2012年3月。

[2] 《互联网不容小觑：它对增长、就业和经济繁荣的深远影响（Internet matters：The Net’s sweeping impact on growth, jobs and prosperity）》，麦肯锡，2011年5月。

[3] (法)Joseph E. Brenner. Wu Kun and The Meta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Information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J].2011 (2)：103～128. 该文的中译稿《邬焜和信息元哲学》发表于《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2012 (3)：6～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