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信息世界的发现以及信息哲学的兴起是在科学的汇流、科学与哲学的汇流中所实现的全新综合。信息科学的发展给哲学提出了众多值得重点研究的问题，其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关于信息本质的确定。由于信息具有构成世界存在的基本领域的性质，所以只有从信息哲学的高度对信息的本质予以考察才可能奠定统一信息理论建立的基础。信息哲学于20世纪80年代首先在中国创立，其创立标志是我于1985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哲学信息论要略》的论文，以及我于1987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哲学信息论导论》的学术专著。而我所创立的信息哲学发展成熟的标志是我于2005年出版的一本长达70万字的著作：《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中国信息哲学的研究历程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探索与创立期；20世纪90年代的退潮和深化研究期；21世纪10年来的成熟发展和被再度关注期。三十多年来，中国人自己提出的有影响的信息哲学的核心理论有五种：状态说、相互作用说、反映说、意义说、自身显示的间接存在说。由于自身显示的间接存在说在哲学本体论层面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存在领域，从而确立了信息哲学的“第一哲学”的地位，并为哲学带来了全方位的革命性变革。
关键词：当代；信息哲学；兴起；发展
作者简介：邬焜（1953—），男，河北涞源人，西安交通大学国际信息哲学研究中心主任，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信息哲学、自然哲学、复杂性理论等领域的研究。
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信息科技革命、信息经济、信息社会的崛起，科学的信息科学化、社会的信息化、信息的社会化的全面发展和进步，集中而强烈地呼唤着一种新的时代哲学——信息哲学的诞生。
一、信息世界的发现
现代科技革命的浪潮将人类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毫无疑问，在这个崭新的时代里，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都将要再次实现某种全新的综合。追溯这个全新综合起始的源头，我们发现，它是和一个新的世界——信息世界的被发现相关联的。信息世界是一个和物质世界不同的全新的世界，这个全新世界的被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为现代科学和哲学正在进行着的，以及将要完成的全新综合提供了基础性条件。
信息世界的发现以及信息哲学的兴起是在科学的汇流、科学与哲学的汇流中所实现的全新综合。
我们有理由把19世纪中叶建构起来的物理学的熵理论看作是发现信息世界的序幕，因为，正是物理学中的熵理论首先把结构的观念、关系的观念和演化的观念引入了科学研究的视野，只不过，当时的研究还受到了三个方面的局限：其一是其研究的范围还仅仅限于热力学和分子物理学领域；其二是它所注重研究的还仅只是在孤立系统中发生的退化演化的方向；其三是它所运用的基本概念——熵，还具有很大的模糊性和猜测性。
真正上演的揭示信息世界的非凡价值和普遍性品格的科学研究的正戏应当属于20世纪中叶以来所不断生成和发展着的复杂信息系统理论学科群的崛起。正是这一学科群的崛起标志着人类第三次科学革命的爆发，与之相应的则是一种全新的科学范式——信息科学范式、一种全新的科学世界图景——信息系统复杂综合的世界图景、一种全新的科学思维方式——信息思维的涌现。
可以把标志第三次科学革命的复杂信息系统理论学科群的崛起具体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信息系统科学的基础理论创立期（20世纪40年代～50年代初），诞生的主要学科包括分子生物学、一般系统论、通讯信息论、一般控制论等。正是这样一些学科的诞生，把熵和信息的理论统一起来，并应用和推广到了更为广泛的科学研究的领域，相继建立了通讯领域中的信息熵理论、生命科学与控制论中的信息的负熵论，以及系统科学的结构、关系、信息和功能相统一的科学观念。
第二阶段是信息系统自组织理论发展期（20世纪60年代末～80年代初），创立的主要学科包括耗散结构论、协同学、超循环论、突变论等。正是这样一些学科的诞生，把熵和信息的理论拓展到了对进化系统的研究，并相应提出了关于系统演化过程和机制的开放性、非平衡性、非线性、非连续性和相应信息密码子建构、复制、变异和复杂化重组的自组织进化的理论。
第三阶段是复杂性信息系统理论研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90年代以来），创立的主要学科包括分形几何学、混沌理论、全息论、虚拟现实科学、纳米科学、量子信息科学、认知的信息加工理论，以及专门针对复杂信息系统进行研究的理论等。正是这一阶段的研究把20世纪中叶以来发展起来的相关领域的学科群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更为发展的阶段，从而揭示了事物空间结构的层次性和跨越不同尺度的自相似性，事物有序进化的偶然性和不确定性，并相应提出了关于信息分层与内反馈环链的理论、虚拟构造与自然事物在原子和分子尺度上，甚至在量子水平上的物形信息编码的理论、相关的网络与全息理论、人的认识发生的信息加工理论等等。
20世纪以前的科学崇尚“还原论”的科学研究纲领，这一纲领主张从构成事物的微观构件的性质的探讨中便可以透析出事物的本质。随着复杂信息系统科学学科群的崛起，科学界提出了区别于“还原论”科学研究纲领的新的四大科学研究纲领。
1.系统科学（整体主义）研究纲领
第三次科学革命中诞生的系统科学强调了与“还原论”相悖的另一种“整体主义（整体涌现论）”的科学研究纲领，这一纲领强调了事物整体性质具有超越其组成部分性质的全新意义和价值。按照系统科学研究的开创者贝塔朗菲的说法，他所创立的“一般系统理论是关于‘整体性’的一般科学”，“整体化是系统的一般理论的核心”，而“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则“是基本的系统问题的一种表述”。
2.信息科学研究纲领
第三次科学革命中兴起的包括分子生物学、控制论、通讯信息论在内的信息科学，借用信息、编码、程序、反馈、控制、网络、全息等概念，强调了一种通过信息普遍联系，结构化组织、调控和综合建构的信息科学研究纲领。
3.自组织科学研究纲领
第三次科学革命第二阶段中兴起的耗散结构论、协同学、突变论、超循环理论以及广义进化理论等强调了一种有序生成、维持和增长的自组织科学研究纲领。
4.复杂性理论研究纲领
20世纪最后20年来，在第三次科学革命第三阶段中兴起的分形几何学、混沌理论、虚拟现实科学、纳米科学、量子信息科学、认知的信息加工理论，以及复杂系统研究理论等领域培植起了一种全新的复杂性理论研究纲领，这一纲领试图在一个更为综合的层面上将上述诸多科学研究纲领有机统一起来，以便能够说明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复杂世界中的复杂事物。
复杂信息系统学科群的具体学科，都是对信息世界进行具体研究的不同支脉，而这些不同支脉的汇流和在几乎整个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思维科学领域中的拓广乃是新的科学和哲学综合的标志。
信息世界的发现还应该归功于众多科学家和哲学家对信息本质的深入讨论，这种讨论导致了建立在对信息本质的不同理解的基础之上的种种信息哲学的兴起。在这一方面所实现的则是科学与哲学的汇流。
科学间的汇流，以及科学与哲学的汇流，正是我们时代的特征，而信息世界的被发现，以及这个世界给我们的世界观所带来的根本性变化则正是在时代的这一汇流中实现的。
二、信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20世纪中叶以来兴起的信息科学研究纲领，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广泛而深刻的信息科技革命、信息经济、信息社会的强烈风暴，并由此引发了科学的信息科学化、社会的信息化、信息的社会化的全面发展和进步。然而，这场信息科学的风暴，虽然在技术、经济和社会层面上引起了巨大的变革，但是，信息科学作为某种时代科学的范示研究纲领的意义则一直未能被清晰揭示，信息因素对事物存在和演化的价值也未能获得充分的认识和挖掘。与之相应的则是统一信息科学和学界公认的信息哲学理论研究的滞后和仍未形成被广泛关注的研究态势的情景。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目前，信息哲学的研究还仅限于个别学者的理论建构领域。由于信息本质的普遍性品格尚未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信息概念的普适性问题一直被作为某种存疑的东西而悬置，这不仅影响到信息科学纲领的一般理论层面的发展，即影响到统一信息科学的建立，而且也影响到系统科学、自组织理论、复杂性研究理论一般理论层面的发展，当然，也影响了这诸多研究纲领走向内在融合的统一综合建构的发展进程。事实上，由于信息科学研究纲领所具有的特殊地位，21世纪的复杂性研究要真正超越20世纪的科学视野，在更高层级上实现新的综合，就必须对信息因素和信息科学纲领加以充分的关注，并给其应有之地位。
目前，越来越多的国内外学者已经意识到，信息科学研究纲领中最为核心的问题是关于信息本质的确定。由于信息具有构成世界存在的基本领域的性质，所以只有从信息哲学的高度对信息的本质予以考察才可能奠定统一信息理论建立的基础。统一信息理论的建立应当超越具体实用科学中信息系统研究的狭隘性的局限，并对哲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社会科学和智能科学的极为广泛的、不同层次和领域的信息问题进行更为综合而统一的研究。
虽然，信息哲学的概念提出的时间比较晚，但是，关于信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却早在信息科学诞生之时，即早在20世纪中叶就已经展开。
早在1948年，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就曾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来讨论信息的本质。他有两个一直到今天都具有很高影响力的提法：一是“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不承认这一点的唯物论，在今天就不能存在下去”[①]；二是“信息是我们适应外部世界，并且使这种适应为外部世界所感到的过程中，同外部世界进行交换的内容的名称”[②]。维纳虽然没能恰切地从正面规定出信息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但是，他却十分正确的强调了信息与物质、能量相比所具的独立性价值和意义，同时，它还看到了应该从“交换的内容”上（而不是从载体的形式上）来把握信息。
在西方的某些科学家和哲学家那里，存在一种极端化的观念，他们倾向于以信息来消解“实在”，从而建立某种“唯信息主义”的所谓新的科学或哲学观念。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便是美国的大物理学家惠勒（John A.Wheeler）。1989年5月，惠勒在圣塔菲研究所的一次会议上提交了一篇题为“信息、物理学、量子：对它们之间关系的探索”的论文，形象地把宇宙表述为一个被许多小网格包裹着的球体，网络的每个部分用二进制的“0”或“1”表示。他借用申农信息论中的比特计量单位，提出了一个新论断：万物源自比特（It from bit.）。该结论的类似表述基于他的另一些深思：“在我研究物理学的一生中，它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我笃信万物皆为粒子。而我把我第二阶段的信仰叫做万物皆为场。……现在，我深信我的新观点：万物皆为信息（Everything is information）”。他进一步解释道：“所有物理性的东西从起源上说都是信息性的，这是一个参与性的宇宙。”[③]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们就开始从哲学的角度对信息科学中的问题进行探讨。其探讨的主要领域包括信息的本质、信息的认识论地位以及信息在事物进化中的作用等等。到20世纪70年代之后，美国、日本等国的学者们开始利用信息原理来探讨信息经济、信息社会和信息价值论等方面的问题。
2010年8月，俄罗斯科学院信息科学问题研究所首席研究员、国际信息科学学会(ISIS）主席,康斯坦丁·科林（Константин Колин）先生在为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国际信息科学基础大会（FIS 2010）提交的题为《信息哲学与现代信息科学的基本问题》[④]的论文中强调了如下值得重点研究的信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作为对我们周围世界的事物的一种表现的信息概念本质的研究；
对于信息在物理和生物系统的进化过程中，以及在人类社会的进化过程中产生和所起作用，需要一个更完整的了解；
目前，信息科学的哲学问题是确定和表达信息科学的一般规律，并建立这些规律间的关系，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是其他学科的研究赖以展开的基础性探索；
信息科学的基本科学方法的进一步发展：信息方法、模拟方法，以及更深层次的虚拟现实方法；
现实的科学方法论问题在于确立信息科学在现代科学中的应有地位，这对于确立一门科学和人道主义的独立发展的知识分支也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要建立一个新的，信息科学的学科领域的前瞻性结构，这个结构将会更适合于现代潮流的科学和教育事业的发展。
三、信息哲学首先在中国创立
虽然，如果从控制论的创始人维纳先生关于信息的哲学意义的讨论算起，国内外对信息科学中的哲学问题的研究已有60多年的历史，但是，真正明确提出信息哲学概念的时间大概只有不到三十年。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最早提出“信息哲学”概念的是中国学者。一个最早的提法是我的“哲学信息论”，这是我于1982年为兰州大学哲学系提交的本科毕业论文（一本学术专著）的题目。这一概念，可以对应于英文的“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后来，黎鸣先生在其1984年发表的《论信息》一文中提出了“信息的哲学”的概念。[⑤]我在1986年发表的《关于信息论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一文中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信息哲学”概念。[⑥]
据相关资料显示，西方学术界的与中国学者上述提法相对应的“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概念最早是由牛津大学哲学家弗洛里迪先生于1996年提出的。虽然，弗洛里迪先生被西方学术界誉为信息哲学的创始人，但是无论是从其提出信息哲学概念的时间，还是其创立信息哲学的标志性成果［《什么是信息哲学》（What is the 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2002年发表于《元哲学》(Metaphilosophy)］发表的时间，以及其对信息哲学研究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的情况来看，都远远滞后于中国学者的研究。
中国信息哲学创立的标志是我于1985年发表的一篇题为《哲学信息论要略》的论文，[⑦]以及我于1987年出版的一本名为《哲学信息论导论》的学术专著。[⑧]而我所创立的信息哲学发展成熟的标志是我于2005年出版的一本长达70万字的著作：《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⑨]与此相比较，西方学术界直到目前仍没有出现比较系统的信息哲学理论。
法国国际跨学科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现实逻辑（LIR）理论的提出者、著名学者约瑟夫·布伦纳（Joseph Brenner）先生在今年6月20-26日召开的21世纪国际一般信息理论研讨会（GIT,2011,瓦尔纳）上提交了一篇题为《邬焜和信息元哲学》[⑩]的长达10万余英文字符的论文，具体介绍并高度评价了邬焜教授独创的信息哲学。
布伦纳先生的文章强调说：邬焜提出的信息哲学的“出众之处在于它的独特性和普遍性，在于它的新世界观，即作为一种关于历史、社会、价值、知识、科学和技术的信息观念”；“在邬先生的概念中信息哲学是处在一种新的信息范式或者信息的本体论转向的中心位置……这个理论中包含了哲学、逻辑学以及体现了一种跨学科视野的本体论”；“他的研究，广泛地相关于：信息的哲学本质、信息本体论、信息认识论、信息进化论、社会信息论、信息价值论、信息思维论、信息和自组织以及复杂性理论、信息和虚拟实在、信息科学体系，从而在整体上构成一种新的科学范式以及一个未来哲学和科学发展趋向的基础”；“邬教授原创的信息哲学是去澄清客观世界中的物质和信息的双重存在和双重演化，它们始于存在的逻辑和自然的人类自身的动态学。邬教授的学说，不同于胡塞尔的，并不需要“自然化”，即带入到自然科学的领域中。它已经在那里了。邬教授直接在客体和主体相综合的层次上揭示了个体认识的过程的机制，其中，内在的和外在的相互作用提供了必要的多重客体的和主体的中介”；“邬教授的研究路径清除了为胡塞尔的先验直觉寻找自然等价物的艰巨任务”；“通过对作为存在的最基本特征之一的信息和信息活动的形式化的研究，信息的元哲学改变了讨论哲学——形而上学的、认识论的和本体论的基本问题的方式……信息哲学实现了哲学的综合变革”；“邬焜的信息哲学及其作为一种元哲学的形式化构成了一个对于信息的一般理论的巨大贡献”；“我发现并没有其它正式的文献涉及到信息的元哲学。邬焜，根据本文所简要概括的实质阐明，应该被看作这个领域的主要先驱”；“应当把弗洛里迪和邬焜先生都看作是独立的信息哲学奠基人”。
德国德累斯顿大学的格哈德·卢纳（Gerhard Luhn）教授在读了约瑟夫·布伦纳先生的文章后评论说：“这是邬焜的一个非常有趣和重要的成果，当然，这是从我们的“直觉”感受来看，这意味着经典现象学的终结……我们研究的最困难的部分在于必须用我们的方法解释清楚那种以人为核心的理论的随意性和危害性，它只是在某种特定的场合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摘自Joseph Brenner 2012年2月5日的电子来信）。他还在其发表的论文中写道：“在我知道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中，只有邬焜从哲学的高度揭示了信息的世界本体的意义，并建立了一个关于世界各领域之间复杂性关系的理论”[11]
四、中国信息哲学的发展历程和基本范式[12]
根据我们掌握的资料，我国著名信息科学家钟义信先生在1979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最早提出了真正属于中国学者的关于信息哲学本质的观点。[13]可以把自那时起三十多年来中国信息哲学的研究历程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探索与创立期；20世纪90年代的退潮和深化研究期；21世纪10年来的成熟发展和被再度关注期。
第一阶段涌现的大量相关学术成果的内容更多集中于信息的哲学本质、信息存在和产生的方式、信息的哲学分类，以及信息认识机制等领域的探讨。在这一时期，我的论文《哲学信息论要略》（1985年），专著《哲学信息论导论》（1987年），被看作是信息哲学在中国创立的标志。
在20世纪90年代，当与信息哲学问题相关的表面的东西被反复炒作的毫无味趣之后，继续深入探讨的难度开始加大。这样，当年热衷于炒作的研究过客开始逐步退出信息哲学的研究领域，这就导致了研究热浪的退潮。只有少数学者仍然坚持深化该领域的研究。
进入21世纪之后，西方学者明确提出了信息哲学的研究方向，其相关成果开始介绍到中国，在这一新的发展背景下，中国的信息哲学研究热潮有迹象开始再度兴起。2005年，我的长达70万字的《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一书出版，有评论指出，该书的出版“标志着信息哲学理论体系的完善与成熟”。[14]
在中国学者看来，关于信息哲学本质的问题乃是信息哲学能否建立，以及信息哲学能够成为怎样的一种哲学的最基础、最核心的问题。信息哲学的学科地位，以及信息哲学的所有其它方面的问题都依赖于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方式。
在三十多年的研究历程中，中国人自己提出的有影响的关于信息哲学本质的理论，大致只有五种：状态说、相互作用说、反映说、意义说、自身显示的间接存在说。
1.状态说
把信息定义为事物运动的状态的观点最早是由钟义信先生在1979年提出的。他写道：“信息就是事物的存在方式或运动的状态以及这种方式/状态的直接或间接的表述。”“广义的信息是事物运动的状态，不论是自然界、人类社会还是思维领域，信息是普遍存在的”。[15]
钟先生提出的以事物运动的状态和方式来定义信息的观点在中国学术界有广泛的影响。后来的许多学者都重复或采用了钟先生的这一理论。如，大力倡导信息思维的香港学者杨伟国博士就曾认为：“‘信息’，正是一种不是物质，不是能量，而是一种表述状态的新事物。”[16]又如，“物信论”的提出者，罗先汉先生也把信息看作是状态。他写道：“物质的实在状态（有关特征参量的取值）及其相关规律，正是信息的含义。”[17]
然而，仅仅用“运动的状态和方式”来定义信息，并不能把信息和物质自身存在的方式区别开来。
2.相互作用说
把信息归结为相互作用的观点的提出者是黎鸣先生。黎鸣先生在其发表的《论信息》和《力的哲学和信息的哲学》[18]这两篇文章中写到：“力和信息均属于物质的相互作用范畴”；“信息是物质的普遍属性；它表述它所属的物质系统，在同任何其它物质系统全面相互作用(或联系)的过程中，以质、能波动的形式所呈现的结构、状态和历史”。
虽然，把信息产生的原因归于物质的相互作用的本性，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把信息和力看作同等尺度的范畴，并且把信息范畴直接归结为相互作用范畴则并不妥当。因为，力和相互作用都具有“客观实在”的直接存在的性质，它们都是物质范畴包括的子项，而信息则不同，它具有不同于“客观实在”的“不实在”的间接存在的性质。
3．反映说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前苏联的学者们就从列宁关于反映是一切物质所具有的共同属性的思想出发，开始讨论反映与信息，反映、信息与意识之间的关系。前苏联学者们的相关观点对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影响很大。在20世纪70和80年代，中国的很多学者都介绍评价和依附于前苏联学者的某些相关观点。
在众多相关的信息的反映论解读文献中，刘长林先生的《论信息的哲学本性》[19]一文所持的观点最为突出，其相关论证的逻辑也最为详尽和有条理。我们有必要把刘先生的这篇论文看作是中国学者关于信息的“反映说”的经典文献。
刘长林先生给信息下的哲学定义是：“可以在哲学上把信息理解为被反映的事物属性，或反映出来的事物属性。”
应当说，这个定义已经是对信息的相当抽象和概括的本质性定义了。但是，用“反映”描述信息的着眼点在于“信宿”，而在事实上，信源产生信息并不预先考虑一个“反映者”是否存在。
4.意义说
2010年，肖峰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了题为《重勘信息的哲学含义》一文，该文旗帜鲜明地强调信息的“属人性”特征，用“意义”解读信息，认为“不存在所谓的‘本体论信息’，而只存在认识论意义上的信息”。[20]
其实，信息和信息的意义虽然都可以以信息的方式而存在，但是，二者在外延上却并不是相等的。以认识方式产生的“意义”在本质上是一种信息存在的形式，但是，却不能把所有形式的信息都归结为“意义”形式的信息。因为还存在着更多的非意义性的信息，即显示和表征事实的信息。
另外，从本质统一的意义上来分析，有了信息哲学关于信息的本体论定义就足够了，信息的认识论定义是多余的。因为，认识作为一种信息现象，它本身并不是原生信息的形式，而是在多重信息中介的选择、复合、匹配、重构的综合建构和虚拟中生成的一种高级信息活动的形式。[21]
5.自身显示的间接存在说
信息是物质（直接存在）自身显示的间接存在说，是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首创提出的。
1981年，我曾在相继发表的两篇论文中把信息定义为“物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显现”；“信息是物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22]1984年，我又提出“直接存在（物质）”和“间接存在（信息）”的概念，并相应给出了信息的完整定义：“信息是标志间接存在的哲学范畴，它是物质（直接存在）存在方式和状态的自身显示。”[23]
1987年6月，我的《哲学信息论导论》著作出版，该书从存在论的意义上，在学术界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提出了信息的哲学本质、哲学分类、信息的三个不同性级的质、绝对信息量、相对信息量、信息与相关哲学范畴的关系、哲学本体论的概念层次论、哲学认识论的信息中介论、社会的信息进化论、力的哲学与信息的哲学的异同，以及信息在哲学变革中的作用等诸多方面的问题。这些开创性研究，比较系统地建立了一种区别于实用信息论的哲学信息论，正式宣告了一种崭新的时代哲学——信息哲学在中国的创生。2005年，标志我所创立的信息哲学走向完善和成熟的《信息哲学——理论、体系、方法》一书出版。
由于我对信息本质的界定是从物质世界自身显示自身的层面上，以及信息与物质在存在方式上的根本区别的尺度上着眼的，所以，在我的相应规定中信息的产生并不必然依赖于接收者的反映，这是这一学说与反映说的区别。另外，从直接存在（物质）和间接存在（信息）的对应关系，以及间接存在由直接存在派生，又必须以直接存在为其载体的情况来看，这一理论在逻辑起点上仍然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立场。但是，由于引入了在信息同化和异化的过程中所有物体的结构都普遍成为某种信息编码的形式，都已经载负着相关信息的现实存在的情况出发，物质和信息又是必然镶嵌在一起，同时存在的，这就是我提出的关于所有的物体，同时既是物质体又是信息体的理论。由此便引出了关于在物质统一性的基础上，物质和信息双重存在的哲学本体论的学说。由此本体论学说奠基，我又建立起了全面、系统、规模宏大的信息哲学理论。这一理论涉及众多的哲学基本领域。其主要领域包括：
信息本体论。一种关于物质和信息双重存在的理论。
信息认识论。一种关于哲学认识论的信息中介论。
信息进化论。一种关于物质形态和信息形态双重演化的理论。
信息价值论。一种关于物质价值和信息价值的双重价值的理论。
信息思维论。一种关于信息时代的科学与哲学的思维方式变革的理论。
社会信息论。一种关于社会信息的性质及信息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的理论。
科学的信息科学化的统一信息科学理论。[24]
值得一提的是，国内最早提出信息的“状态说”理论的钟义信先生，近年来也对其原来的信息定义进行了重大的修改，从而转向了信息的“自身显示说”。钟先生在其2002年再版的《信息科学原理》一书中，就把他的信息定义改写成了：“信息，就是该事物运动的状态和状态改变的方式的自我表述/自我显示”。[25]
中国的信息科学和信息哲学关于信息的本体论界定的这种殊途同归的汇合是一种十分可喜的现象。正是这一汇合为从哲学和科学的统一的尺度上来建立“统一信息科学”的努力奠定了基础。
在近期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邬焜写道：“哲学理论的创新并不简单在于其关注的问题领域或其涉及的学科范围的转換，而更在于其固有的基本领域中的相关论域、观点、理论内容的推陈出新。在哲学研究中，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语言论、实践论、价值论、生存论应当是统一的。迄今为止的所有哲学理论、所有哲学派别所阐释的理论都是根植于其对一般存在领域范围的理解以及其对人与对象关系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的。这一理解方式主要是围绕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主体和客体的关系展开的。不同哲学理论、不同哲学派别的区别仅仅在于或将这两种关系中的某些方面予以拒斥或悬置，或更著强调这两种关系中的对立项的某一方面的更为重要的主导性地位，某些较为极端化的理论则是把精神或主体中的某些活动要素和活动方式推崇到了绝对至上性的地位，因而呈现出绝对化、片面化和简单性的特征。如，哲学的认识论转向的主要特征是将认识活动中的主体认识形式的参照维度予以了特殊张扬，实践哲学是将主体实践活动的维度予以了特殊张扬，语言哲学是将思维活动的符号载体的形式和逻辑的地位予以了特殊张扬，而现象学则是将主体意识中的意向性因素予以了特殊张扬。如此看来，迄今为止人类哲学理论的发展虽然在某些研究领域中实现了研究重点和关注问题的转换，但是在其存在论和认识论的根基上却从未实现过任何根本性改变，这就是对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对立关系、对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的基本性承诺和具体化解读。依据这一分析，迄今为止，人类哲学的发展从未发生过真正意义上的根本性的理论转换。”“由于把信息概念作为哲学的最基本概念之一引入哲学，信息哲学阐明了一种全新的存在领域分割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哲学基本问题的具体表述方式，所以，信息哲学实现了人类哲学的第一次根本转向，并因而导致了人类哲学的全方位的根本性变革。”[26]
[①] 维纳：《控制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133页。
[③] 转引自闫学杉.信息科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信息科学交叉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7：9～10。
[④]（俄）康斯坦丁·科林：《信息哲学与现代信息科学的基本问题》，邬天启译，《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24～28。
[⑤] 黎鸣：《论信息》《中国社会科学》1984（4）。
[⑥] 邬焜、刘世文、李琦：《关于信息论研究中几个问题的探讨》《社会科学评论》<a href="http://lsg.cnki.net/GRID20/Navi/Bridge.aspx?LinkType=IssueLink&DBCode=cjfd&TableName=cjfdyearinfo&Field=BaseID*year*issu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