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就是经济从简单向复杂演化的过程。中国经济要走出前30年的增长困境，之所以要靠信息化，是因为“信息经济是复杂经济”，而传统增长则意味着“复杂不经济”。

增长与发展，是经济学中一对相对概念。增长特指物的增长，发展特指人的发展。有人认为，“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应当是经济学领域中最核心的问题。”实际上，它不光是理论的核心问题，也是当前中国经济最核心的问题。30年来，中国GDP追赶与人均收入落后形成反差，反映了物与人的关系失调，本质上就是增长与发展的矛盾。 

中国未来30年经济主题，我认为可以概括为“以发展看待增长”（Growth as Development）。抓住了它，就抓住了解决未来中国经济主要矛盾的关键。今天提出的包括促进信息消费在内的需求拉动、转型升级，只不过是“发展”的行为版、实干版。

“以发展看待增长”怎样才能实现？答案是，要靠信息经济（信息化、电子商务等）。实际上，信息经济去掉ICT外衣来定义，就是“以发展看待增长”。

不用技术来定义的信息经济，宏观上就是“以发展看待增长” 

迄今为止，很少有人对信息化的经济本质（也就是所谓的“体”），进行过一句话的概括；尤其是没有在宏观经济本质上，做过抽象到增长与发展的区分这种程度的概括。在我十多年前翻译的《浮现中的数字经济》一书中，美国商务部只是模模糊糊地得出结论，认为数字化会对以增长、就业和货币变动为标志的经济周期，起到抚平作用。

今天看来，这种观点还不完全到位。因为它还可以被解释为，以物为中心的增长，以物为中心的就业，以物为中心的货币，就是好，还是好，仍是好；只不过数字经济来帮闲，敲边鼓，让它显得更好。 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以物为中心的增长，正在数字化的过程中，被另一个中心迭代，这就是发展这个中心。以发展看待增长，是指以发展主导增长，即以人的发展引领人的物质增长。

这里人的发展，与传统发展含义不同，特别突出的是人脑投入和人脑发展。其中，人脑投入，除了以往说的人力资本投入外，还包括以电脑（包括互联网）增进人脑为特征的信息技术及应用投入，知识投入，智能投入（如大数据分析服务能力的投入）等；而人脑发展，除了人的素质提高外，还包括人的需求向信息需求的升级，人的能力（如创造力、自我实现能力）的提高，社会网络的发达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等。 

较长一个时期以来，人们通常用信息技术应用，来说明信息经济。事实上信息经济相对于工业经济是质的变化，质变点从宏观上来说就在于，工业经济是以增长为主题，以物的投入和物的增长为本的经济；信息经济是以发展为主题，以人的投入和人的发展为本的经济。

增长与发展本身，来自经济学的主流话语。我们可以从这种话语的演进中，看到它与信息化话语逐渐融为一体的趋势。

主流经济学中，增长与发展话语的演进 。

“熊彼特式”增长

“斯密式”增长和“熊彼特式”增长

发展这个主题，最早隐含在增长的主题之中，被当作另一种增长，即“熊彼特式”增长。剩下的对立面，则是“斯密式”增长。改革开放30年，一言以蔽之，就是斯密式增长（而且是“凯恩斯式”的斯密式增长）；未来30年，中国需要转向“熊彼特式”增长。“熊彼特式”增长在现实中，就表现为信息经济主导的增长，最典型就是电子商务的毁灭式创新。 

斯密式增长与熊彼特式增长的区别，可以简单理解为物的增长与人的增长。熊彼特将资本家与企业家分开，物的增长靠资本家，资本家是物质的人；人的增长靠企业家，企业家是创新的人。资本家代表物，企业家代表心（企业家精神）。 

对照中国当下，第一个严丝合缝的地方在于，改革开放30年，是物质至上的30年，是创新严重不足的30年。熊彼特讥讽物的增长只是经济的“循环流转”，而不能称之为发展。认为创新不足，就会导致利润枯竭。这说的好像正是传统“中国制造”。 

信息经济主导的增长与“熊彼特式”增长最大的共同语言，就是都强调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信息经济需要在两点上发展熊彼特理论，一是熊彼特强调毁灭式创新；二是熊彼特只以企业家为创新主体。

“凯恩斯式”增长和“熊彼特式”增长 

熊彼特与凯恩斯同时，他的增长理论直接的针对的是凯恩斯，而不是斯密。我们说“凯恩斯式”的斯密式增长，意思是凯恩斯与斯密在物的增长这一点上没有区别，新古典增长理论与新古典综合增长理论都持报酬递减或报酬不变的假设就是证据。

“凯恩斯式”增长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政府干预的增长，有别于斯密。中国改革开放30年并不光是经济的“循环流转”，还伴以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一是物质投资驱动，二是伴以“凯恩斯式”增长特征。其中最突出表现就是储蓄率相对自然率奇高与人均收入相对自然率过低。熊彼特批判凯恩斯其实还主要不是批判政府干预本身，而是认为凯恩斯的政府干预创造的只是物的需求，而不是依靠创新。

信息经济以发展看待增长，除了支持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之外，更主要的是主张以企业和个人为创新主体，针对当前实际，主张创新必须以人均收入的正常提高为根本取向，反对脱离应用、脱离市场、脱离需求（包括信息需求）的盲目创新（但不针对基础研究）。

增长与发展 

发展经济学的产生，使发展主题，从增长中独立出来。费景汉与拉尼斯的《增长和发展：演进观点》就是一个代表。当然，发展主题不光出现在主要研究二元经济的发展经济学中，而且存在于内生增长理论等各种理论中。“以发展看待增长”可以从这些思想中自然地引申出来。

以自由看待发展

这是阿玛蒂亚.森的著名思想。2010年，在论证“为什么GDP增长不等于社会进步”时，信息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也靠近了这种观点。从这里我们可以借鉴的是对发展的定义。一是以幸福定义发展（以国民幸福值补GDP的不足），二是把生活质量作为发展的重要标准（以人类发展指数补GDP的不足）；三是把选择的能力，作为高于选择的结果（如GDP）的更高标准。阿玛蒂亚.森的能力理论非常重要，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附加在GDP上的参照标准，把多样性、差异化当作发展的福利。

结合Brooke（1992）的模型，可以有效解释中国进入次高增长阶段后，伴随现代服务业的兴起，为什么GDP增速的下降（“结构性减速”），反而意味着发展上的更高成就（因为多样性、质量提高）。以替代GDP的“增长+发展”复合型的指标，作为衡量经济工作的新尺度，有利于纠增长之偏。 

新兴古典经济学对发展结构的强调

根据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发展理论，市场化分工，具有凯恩斯式增长无法替代的一种发展效果，这就是对市场微观结构的发育。电子商务提高效率，是因为提高了分工结构意义上的发展水平。它从另一个方面回应了李杨的观点，同时也是对熊彼特过于偏重技术创新的一种补充。

以发展看待增长，又增加了一种含义：除了通过技术创新提高人与自然之间的效率外，发展应意味着在服务领域提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效率。以这种效率化解投资拉动的无效率。 

复杂性与范围经济的思想

最后，“以发展看待增长”还隐含着超越规模经济版本的内生增长理论的判断。同是报酬递增，范围经济强调的是品种经济性，也就是质的改变，以及多样性、个性化的增加带来的经济性。

它有别于规模经济经常隐含的范围不经济的先验假设。在我们看来，工业经济是规模经济，是简单系统经济；信息经济是范围经济，是复杂系统经济。只有说清楚为什么复杂性是经济的（不是说复杂性被化简之后才经济，而是多样性本身就经济），才能最终说明发展在其内涵深处是经济的。 

发展就是经济从简单向复杂演化的过程。中国经济要走出前30年的增长困境，之所以要靠信息化，是因为“信息经济是复杂经济”，而传统增长则意味着“复杂不经济”。李克强面临的机遇是，信息化和电子商务日益让复杂变得经济，使中国经济走向内涵式增长的光明大道，使中国彻底摆脱简单粗放的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