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经济平台治理要坚持“一个重点三个有利于”
发表时间：2016-05-25 10:19:16 作者: 姜奇平
2016年5月15日，“2016信息社会发展论坛：崛起中的分享经济”研讨会在京召开。信息社会50人论坛成员，中国社科院信息化研究中心秘书长姜奇平出席研讨会，并做题为“分享经济与平台治理”的主题演讲。他提出，平台治理是分享经济发展的保障，平台治理要坚持“一个重点三个有利于”。“一个重点”是 按照共享发展理念，重点处理好发挥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关系，支持和鼓励分享经济发展，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注意发挥网络配置资源的主导性作用。“三个有利于”即要有利于全面推进市场化的生产资料分享，有利于通过分享经济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要有利于以平台支撑方式推进分享经济.下面，我想谈谈对平台治理的想法。主要是谈思路，而不是具体的招数。第一，平台经济是分享经济的载体，要治理分享经济最主要是要治理好平台经济，这两者在我看来是相当于重工业和轻工业的区别，重化服务业有可能成为分享经济的主要载体。当然今天我们看不到这个现象，今天我们看到的都是消费现象，所以未来在主力军团进来之后，我认为治理的重点有可能要延伸到大家伙，虽然我们现在谈治理主要想着小家伙，但将来有可能主要考虑大家伙的问题。平台经济的发展具有推动产业持续创新、引领新兴经济增长、加快制造业服务化转型和变革工作生活方式等作用，是一种重要的产业形式。全球最大的100家企业中，有60家企业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平台类业务。平台经济驱动整体信息经济发展的作用也越老越引起社会的广泛重视。平台治理是分享经济发展的保障。那么如何做好平台治理？我认为，关键是“一个重点三个有利于”。“一个重点”是 按照共享发展理念，重点处理好发挥市场决定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关系，支持和鼓励分享经济发展，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要注意发挥网络配置资源的主导性作用。昨天习总书记关于共享发展理念说了一大篇话，我们必须要仔细的审读，共享发展理念和我们研究的分享经济既有联系也有重大区别。按照共享发展理念，重点处理好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关系，这是治理的目标。从支持和鼓励分享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在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同时，实际上我们还要提出发挥网络配置资源的重要作用，在现有的政策研究中，只强调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没有提出网络是什么作用，而我认为网络是主导性作用，网络可以一对一精准配置，而市场是笼而统之的配置。也就是说在处理好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的大背景之下，要适当考虑互联网的特殊性。平台治理还要强调“三个有利于”。相关政策不能与“三个有利于”冲突，如果冲突，即使从局部看是对的，但是站在中央的角度、站在全局的角度看未必是对的。这“三个有利于”是什么呢？第一，要有利于全面推进市场化的生产资料分享，这是十八大提出来的，我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助力双创，分享经济是劳动者直接参与剩余分成，用我们今天的话叫做双创。助力双创而避免搭便车，信息化相当于机会的普惠，一人送一套生产资料，通过APP提高多样化效率，从而有效避免搭便车问题。尽管十八大提出了“全面推进生产化市场资料分享”，但这个目标到今天还没有破题。第二，要有利于通过分享经济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分享型经济与18大提出的“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是一致的，它是这一机制范围的拓展。把公共资源范围，从公共品扩展到整个可分享的公共和商业资源，其本质在于使公共资源范围极大扩展，协调公平与效率、先富与共富的关系。尽管十八大提出来了，但也是没有落实好的，如果不靠互联网很难落地。建立公共资源出让收益合理共享机制，一方面公共资源的收益是出让出去，另一方面要通过共享机制合理地收回来，这一点我认为是恰恰是传统经济的突出难点，但是对互联网来说正好是最顺手的地方，所以我认为互联网会比传统经济表现更好，但是如果对平台的治理违背这个基本原则，会造成一个行业局部利益和整体目标之间的冲突。第三，要有利于以平台支撑方式推进分享经济，我认为鉴于现在整个国际互连网发展形势，中国在平台经济上是明显占优的，至少和欧洲比较是这样的，欧洲一个平台没有。我们在研究平台治理时，除了考虑平台治理本身，还要考虑平台治理的最终效果是把中国分享经济做大做强，也就是把分享经济的火车头壮大起来，这一点直接关系到我们的民族利益。因此，要重视信息化的平台作用，鼓励世界级的支撑服务平台发展，推进分享经济；推动国有企业，以互联网行业平台形式，向公众开放可数字化的国有资产使用权；推动平台服务型政府，开放数据，共享资源，面向社会、个人服务应用开放。以平台支撑方式推进分享经济发展，其实是重化服务业思想，它认为不应该简单发展小生产，应该跃过小生产阶段，发展服务大生产、由整个信息基础设施武装到牙齿的服务业，这个服务业一旦开始分享就会推动万众创业、大众创新的局面，是美国都不可能想象的前所未有的局面。这个就是自工业革命以来的大繁荣，这个大繁荣完全有可能在中国实现，我认为杭州开了一个头，阿里巴巴走出了一条路，下一步我们应该继续坚持而不应该放弃。对于具体的平台治理问题，我认为，要明确思路、降低准入、先行先试、守好底线。从英国与美国的分享经济治理可以有一些借鉴的东西，英国分享经济治理强调建立分享经济全球中心，重视推动分享城市试点、建立分享经济统计制度、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完善信用体系、明确政府采购支持，美国分享经济治理强调市场先行、政策后动，鼓励地方试点，但同时划定底线，允许平台运行，只有损害消费者利益时才干预。对于中国分享经济治理而言，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等到出现问题才来考虑解决，需要从全局来思考。第一，要降低分享经济的市场准入门槛，发挥市场和网络配置资源的决定作用。我们发现，工业革命成功的国家都在于给先进生产力降低门槛，把所有的治理问题归结到一个最简化的问题，对于具有高度生产力的事物，给它高门槛就进不去，给它低门槛就进去了，现在高门槛是个严重的现实问题，要着眼于提高国家竞争力来降低分享经济的市场准入门槛，要鼓励在有条件的行业和地区先行先试，推进改革创新。第二，要明确平台企业的治理主体地位。在我们现有的治理体系中，没有明确平台的位置与功能，没有说平台是一个治理主体，只强调了政府市场或者是法律，遇到假冒伪劣产品与不诚信行为，往往倾向于把这些不诚信行为和平台绑在一块，单纯把平台作为政府治理的对象。实际上，政府和平台可能都拥有治理的地位，在共同管理从业人员方面，如资质审查等，政府与平台可以合作发挥更大的作用。另外，要发挥平台作为信任体系建设主体的作用。加强诚信治理，政府与平台合作共同打击假冒伪劣、失信行为。在这方面，政府和平台的利益是一致的，而不是对立的。最后，要发挥平台作为行业自组织、自协调主体的作用。如果这三个方面的主体作用落实到位，就不会出现政府一抓就死、一管就乱的问题。第三，要兼顾普遍服务和商业竞争结合的治理特点，注重对分享平台的社会治理。我们过去的治理思路认为，政府代表公平治理，企业只讲究效益的。如果说企业承担了社会责任，甚至主动来承担社会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的治理形式是前所未有的，这种治理形式也只有到了分享经济发展起来以后才会成为普遍现象。因此，我提出来，一方面，分享平台的治理要考虑公平与效益的统一，要结合体制改革、网业分离、混合经济等，比如说国资委的体制改革，综合考量治理的具体方向。杨培芳老师带领的团队也对十九大国资委改革提出了意见，核心就是分享经济问题，如果治理的出发点要么是利己、要么是利他，那么最后就会打架、就会产生冲突，我们强调的是要走第三条道路，要强调利己和利他之间要协调而不是打架。另一方面，要特别考虑根据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就业、民生、诚信）的情况分类治理，支持鼓励平台经济支撑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无就业但有工作和高收入）。概括起来是两点，第一，理论探索将来有可能要深入到均衡理论，来解释资源配置经济学和利益分配经济学在分享问题上的分歧，这需要在理论上予以解决。第二，对治理的实践不能简单化，不能照搬以往对企业治理的简单办法，必须要考虑到分享经济就是公平和效益统一的现象，要根据这样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