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文•托夫勒（1928－2016）美国未来学家、社会思想学家

“出卖”未来

1970年，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的著作《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问世。“未来的冲击”这一说法是否托夫勒发明尚存疑问（尼尔•波兹曼认为是自己和另一位同事率先使用的），但他确实第一个用该词雄辩地论证了后工业时代的一种生存状态：当社会发生巨大的结构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进展太快、以至于人们来不及适应时，他们就会被变革压倒，被压力击溃，孤独无依，迷失方向。其中很重要的一个表现是“信息超载”，即人们可能没有能力对狂轰滥炸的信息加以心理上的处理。

托夫勒相信，大多数社会问题本质上都源于“未来的冲击”。用一句话概括这种冲击，就是“在太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太多的变化”。在书中，托夫勒搜集了来自全球各个角落的分散的事实，得出结论说，科学、资本与通信的汇聚所导致的太多、太快的变化，已然催生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这个社会的异化程度日益加深，核心家庭趋向解体，毒品使用增加，犯罪率上升，正是因为人们对未来冲击给社区、机构和国家所造成的巨大挑战被迫进行心理回应。

虽然听起来不无灰暗，但从语气上来说，托夫勒的书更像是一个好奇的知识分子在沉思未来，而不是情绪消沉的世界末日预报。在《未来的冲击》一开头，托夫勒就写道：“本书旨在论述，当人们陷入变化的汪洋大海时，他们会发生何种情况。它旨在说明，我们适应或不适应未来的种种状况。论述未来的著作已大量问世。然而，它们大多是有关明日世界的危言耸听之作。与之相反，本书着重描述的是明天的‘轻松’面，或与人性相关的诸方面。此外，它还着重说明，为了走向明天，我们应当采取哪些步骤。它涉及普通的和日常的种种事情——我们购买和扔弃的产品，我们离开的地方，我们供职的公司，在我们生活中穿梭而去的人们。它描绘友谊和家庭生活的未来。它探讨新奇的亚文化群和生活方式……而把所有这一切联系起来的是那股奔腾咆哮的变化潮流，无论在书中抑或在现实中都是一样。今天，这股潮流是如此势不可挡，它已经在颠覆我们的组织，改变我们的价值观念，动摇我们的根基。变化是未来侵入我们生活的一种过程，因此，我们有必要不只是从历史的大视角、更是从活生生的个人所经历的变化的角度，来对其加以审视。”

未来学由此诞生。《未来的冲击》销出600万册，被翻成十几种语言，将托夫勒带到全世界的聚光灯下。它和1984年出版的《第三次浪潮》（The Third Wave）及1990年出版的《权力的转移》（Powershift）一起，构成托夫勒的“未来三部曲”，刺激了对未来预测的巨大需求。可能最全身心拥抱未来学的就是以硅谷为代表的高科技行业了。由于硅谷的巨大影响，托夫勒一手播撒的未来学种子遍地开花。按照流行的说法，如果你在一家现代公司里做管理人员，而没有花时间像一个未来学家一样思考的话，那就意味着失职。

未来主义的发明者当然不是托夫勒夫妇（海迪•托夫勒开始作为研究者和编辑，后来作为共同作者，加入了“未来三部曲”）。H.G.威尔斯、儒勒•凡尔纳和乔治•奥威尔都可以称为未来学家。也许现代意义上的未来学是伴随着原子弹的爆炸而诞生的，因为在那以后，人们突然获得了想象力，推测他们生活的世界可能没有未来。兰德公司的研究者赫尔曼•卡恩运用可靠的科学原则，详尽预测了热核战争的可能结果。他的著作，例如1962年出版的《关于不可思议的事情的思考》（Thinking about the Unthinkable），为新兴的未来学奠定了基础。

然而，未来学深入大众人心，却必须归功于托夫勒夫妇。托夫勒在《未来的冲击》一书中写道：“一台运转良好的、用以创造和散布时尚的机器现在已成为现代经济中稳固的组成部分。”未来成为时尚。信息的大量买卖，其中包括对于未来主义的买卖，也许是我们时代著名经济故事的最后章节之一。

信息时代的圣言妙谛

位于加利福尼亚门罗帕克的未来研究所所长保罗•萨福是当今美国最活跃的未来学家之一。他把未来学家分为两类：一类是“预测者”，另一类是“幻想家”。预测者帮助人们拓宽对事物可能性的认识，而幻想家则是那些对未来作过认真幻想，并努力使幻想成真的人。

作为预测者，托夫勒的预测准确度相当高。克隆、个人计算机的普及、互联网的发明、有线电视以及远程工作都一一实现。他也是最早意识到知识（而不是劳动力或原材料）将成为最重要的经济资源的作者之一。他发明了“产销合一者”（prosumer）这一说法，洞察了生产和消费合一的趋势。

预测者并不亲力亲为，但会对亲力亲为者产生巨大影响。托夫勒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政治领导人、企业家、技术人士，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和中国总理赵紫阳都曾经请教过托夫勒。泰德•特纳因阅读托夫勒获得启发，在1980年创办了CNN。

然而预测未来是一门不严格的科学，正如爱因斯坦所说“E = mc2也毕竟是一个局部现象”。那些喜爱作出预言的人很快就会认识到，这是一项多么困难的工作。所以托夫勒不认为自己是在预测未来，而是在提出“新现实的第一近似值”。

托夫勒并不想做高蹈的书斋未来学家，他想获得对现实的第一手感觉。他1928年生于纽约，是波兰移民后裔，从很早的时候起就想写作诗歌和小说。他在纽约大学获得英语学位，然而他对真实世界的渴望竟然驱使他去做了一个焊接工和修理工。和他所仰慕的作家一样，托夫勒相信体验是写作的源泉。他说：“斯坦贝克去摘葡萄了，而杰克•伦敦做了水手。”

他和在大学里结识的写作伙伴和生活伴侣海迪从纽约搬到克利夫兰，它在当时是美国制造业的中心。两人在不同的工厂做工，亲身体验了体力活对产业工人来讲意味着什么。一次在卸钢梁的时候发生了意外，托夫勒折断了一根椎骨。繁重的工作之余，托夫勒继续创作诗歌和小说，但最终发现自己两项都不擅长。但他不肯放弃自己的作家梦想。1954年，惟一的孩子出生后，他说服克利夫兰的《工业与焊接》杂志雇佣他当一名记者。

托夫勒回忆：“编辑对我说：‘你获得这份工作是因为你知道如何焊接。现在，证明给我你知道如何写作。”接下里，他写了13本著作，2005年，获得美国记者与作家协会终身成就奖。

上世纪60年代中期，感受到60年代快节奏的社会变化给人们带来的焦虑。托夫勒决定花五年时间研究这些变化的内在原因。每个历史时期都有它的圣言妙谛，我们的时代则被命名为信息时代。这个时代很早就在悄悄侵袭工业时代，但这一变化并没有对公众意识产生巨大冲击，直到托夫勒成为这个时代的大祭司。

在成名后，托夫勒建议他的读者，“不要关注我写的细节，而更多关注总体性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变化的速度与变化的方向有非常不同的含义，有的时候，前者比后者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