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何以可能，是网络经济的元问题。
此前，科斯针对市场，提出企业何以可能，击中了工业时代经济问题的要害与盲区。今天提出网络何以可能，针对的是科斯：科斯认为由扁平化变为科层制可以降低交易费用，是企业替代市场的原因；但网络通过将科层制变为扁平化来降低交易费用，将形成对企业的替代，这何以可能？
网络具有市场、企业所不具有的结构，是赖以进行区分的标志。结构就是事物的质，结构不同代表着质的区别。网络的质，表现为网络具有复杂性结构，复杂性结构与市场、企业之类简单性结构的区别在于，它具有拓扑、小世界网络、无标度网络等市场、企业不具备的结构特征。网络可以用精准化的方式配置资源，这是市场和企业都做不到的。
“网络何以可能”代表的意思可以展开为：在经济中，复杂性结构替代简单性结构何以可能？相当于问，复杂性经济替代简单性经济何以可能？意思是，为何在市场、企业配置资源时，简单性经济而复杂性不经济；而在网络配置资源时，复杂性经济而简单性不经济？这个问题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需要突破一些传统观念。
1、解决网络何以可能的问题，首先要从基本范式上认识到，不仅结点是可能的，而且边也是可能的。
网络由结点与联接两个维度构成，对应数学的图论，就是网络问题需要用结点与边两个基本维度的组合来把握。对社会网络分析来说这是常识，但对经济学来说却存在盲区。
自启蒙运动以来，理性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一把终极的尺子。理性的基础是原子论。西方社会兴起以来，一切事物，包括经济现象，只有可还原到原子论，才变得可理解。但INTERNET中的INTER对应的就是边（“在……之间”），边无法还原成结点，所以网络必在理性理解力的盲区之中。理解边要求超越原子论思维。
启蒙运动以来的原子论思维，相当于图论中少了边这个维度，会把网络看扁了。这好比量子物理学中的波粒二相性。如果把一切都看成粒，那么波的存在，必然处于思维盲区中。
经济学家可以很熟悉现实中的网络，但无法把网络纳入经济学现有范式中来分析，是因为经济学从根上就缺乏理解网络的图式思维。
在经济学中，网络中的联接、图论中的边，对应的是质这一概念。质对应供求曲线的条数。对经济学来说，同时存在多条供给曲线或需求曲线是不可分析的。
深层原因在于，经济学的理性对应同质性假定，必须把一切经济现象还原为原子论才可以开始分析。这意味着必须假定天下所有产品只具有一种质，即只有一条需求曲线，一条成本曲线。如果突破了理性，进入异质性领域，由每条曲线，代表一个不同的质，势必会带来多条需求曲线、多条成本曲线这样一种“混乱”。这种“混乱”代表产品之间存在质的不同。
如果用图论来理解，标准经济学相当于只是一种结点分析，由于受限于理性这个天花板，没有可以用来把握边的基本范式。一涉及与边有关的现象，必下降到应用经济学水准才能分析，只能认识到现象，认识不到本质。所以提出网络何以可能的问题，首先要认识边何以可能。
2、解决网络何以可能的问题，其次要改变经济学议题设置，使抽象的质成为可量化分析的对象。
经济学中的“图论”，始自1977年。那一年，信息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与来自印度的经济学家迪克西特，第一次在构建D-S模型过程中提出，要把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从数量-价格两个维度的分析，调整成品种-数量-价格三个维度的分析。品种这个维度，表现的相当于就是图论中的边。品种数就是边数，有多少种品种，就有多少种质的不同。经济学从量的分析时代，进化到质的分析时代。
D-S模型用一个数学技巧，消除了前述“混乱”，他们用代表性消费者模型，将多条需求曲线，合并成一条代表异质程度的需求曲线。这个方法是张伯仑最初想出来的，这就是经济学教材书垄断竞争模型中著名的第二条需求曲线。把质性分析，用一个标准的质的量度（品种数）来表现，它所表达的质，是抽象的质。这个质，只有量（品种数只有1、2、3、4……N）的区别，没有具体的质的区别（比如，不区分品种为3时，这三条被合在一起的曲线之间，彼此有什么区别）。
这一理论突破，对应的实践突破，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托夫勒《第三次浪潮》用文学语言描述的网络现象：人类从单一品种大规模生产，转向小批量多品种。这条演化轨迹就是品种-数量-价格框架下的等均衡线，即互联网的长尾曲线。
3、解决网络何以可能的问题，最后要把抽象的质，转化为具体的质来分析。
代表性消费者模型，虽然解决了把多条不同质的需求曲线合并成一条，对总的异质程度的量的大小进行比较的问题，但到今天为止，经济学仍没有解决建立“网络何以可能”分析框架的最后一步，即把合并为一条曲线的抽象的质，再还原分解成一条一条有“个性”的“边”来分析。
社会网络分析在分析技术上已走在了经济学的前面。半个多世纪来，将图论引入社会科学分析，彻底突破了原子论思维方法的局限，把对具体的质的分析，在顶层范式上，明确为结点与边相结合的二维分析框架。
加入了边，从图论角度分析经济行为，相当于把一条一条不同的需求曲线，视为一个一个不同结构的图，用结构的不同，表现质的不同。这一下就打开了分析“网络何以可能”的思路。
经济学的问题从此将被重新格式化为：市场、企业，不过是坍塌为结点的网络，是网络特例（即没有边的、同质化结构的网络），网络是市场、企业的推广形式，即由结点通过边展开后的网络，它是具有不同结构的图。比较市场、企业的结构与网络的结构之间的效率与效能，就成为回答“网络何以可能”要做的事情。在其它学科，这被称为网络优化，如最短路问题，最大流问题等等，主要是比较不同结构的网络中哪个最优。相当于比较市场、企业和网络的规则和制度哪个最优。从中可以发现网络规则与制度，与工业化经济的规则与制度不同在哪里。比如可以回答，有了滴米之后约租车的制度设计为什么优于份子钱的制度设计。
以边分析为新特色的社会网络分析，将为经济学带来一大堆新奇的研究课题。例如，在市场和企业结构中，短边（如熟人关系）是无效率的; 但在网络结构中，由于OSPF（最短路径优先）使得连续邻接（如口碑营销）成为有效率的。人们还会惊奇地发现，《论语》从头到尾贯穿着边分析的特色，把它与网络科技结合在一起，转化为社会网络结论，会成为中国人理论和实践的长项。我们会从中分析出，网络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范围报酬递增的存在。而这是当代几乎所有经济学家头脑中的盲点。
网络不仅意味着经济舞台上的主角变了，而且背景也变了，网络成为并列于市场、企业的第三代背景。为此，我在政策上主张，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后面，加一句“发挥网络配置资源的主导性作用”。网络经济学不能脱离“网络何以可能”这个元问题，只论证网络如何帮助市场变得可能，帮助企业变得可能，那只是网络发展早期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揭示，网络与市场、企业不同在哪里，靠何种规律最终实现资源配置方式的转换与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