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自香港中文大学。首先我是来自边陲小镇香港。今天来参加我们的论坛，特别高兴。因为以前我们的论坛活动，我在杭州、泉州都参加过，但还第一次来北京开50人论坛。以前大家在北京开会，我们边陲小镇的人只能在网上围观。希望以后有机会来南方多搞一些这样的活动。

今天讲打工群体的原因，因为我最近有本新书《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小标题是“新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在座有好几位，胡泳、奇平、永朝都已经在这个名为“思想@网络.中国”的图书系列里面发表过大著。向东跟我沟通让我讲一讲这本书里面的东西，估计可能这本书可能销量不太好，所以让我推介一下这本书。

但是我觉得它跟今天我们这个单元的主题也是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讲挑战和治理的问题。而且待会说要有“一句话点评”，什么是最大的挑战？我用这个书名来回答了。未来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就是信息时代世界工厂的挑战，就是新工人阶级网络社会之挑战。具体为什么呢？请大家看这本书。这里有20多万字的答案，时间有限，主持人说现在开始，杨老师随时可以打断我，我答案已经讲出来了。

这本书写了十来年，开始不知道自己在写书，就是在写小论文，逐渐积累成这样一本书。

就讲这本书的封面吧。大家可以看到，很奇怪，信息时代也没看见互联网，也没看见手机，看见一个建筑工人骑着一个破自行车，他的口袋里很有可能有手机，但是我们看不见。这张照片是2010年照的，为什么背后不是新经济的厂房。背后的厂房是我的田野调查的点，属于深圳郊外独竹村，工业区叫189工业区。这张照片照完之后，第二年这个房子已经给拆掉了，因为深圳的大运会，把老的，当年也有做手表，电子表的厂房给拆掉，已经没有了。为什么是这样的东西，在所谓信息时代的封面上面呢？

我想用这个来讲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今天听了半天多了，我已经听了十多次了，大家总说我们在从工业时代向信息时代转型。这个观点，我是有保留态度的。

一般来说，你说打工群体是边缘群体，所以我们讲边缘革命也是不能少了打工者。但是中国的打工群体是世界信息工业体系的主体基石。不能没有中国工人。大家还记得，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工人是“时代风云人物”第三位，奥巴马是第六位，周小川是第八位。再说一个大一点的数据，从1970年代到现在40年的时间，自从贝尔提出后工业时代的概念之后，世界工业总值在过去40年翻了三番。世界经济并没有去工业化。但是在增长三倍里面，什么产业增长最快？信息产业。所以我们的手机，今天早上讲是我们的器官，全世界都在靠我们中国的工人来做，所以他们已经成为世界工业经济的基石。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脑子里面经常浮现出丰子恺的一张画：五一劳动节，在一个公告牌上写着，“劳动节，劳动者们来庆祝”。有些知识分子翘着手来看，后面两个搬运工背背上的大包压弯了腰，根本看不见公告牌。他们在忙于生计，就像封面上的工人师傅，根本没有时间谈论这个东西。但在他们中间，网络技术也是非常普及的。在同一年，这张照片照下来那一年，我在深圳路边的收垃圾的，在那儿卖第一代工厂打工妹用的那种翻盖手机，要价是10块钱一个，你还没有跟他讨价还价。我有一个朋友买了一个回去，在美国两年还能用，这个普及是非常快速的。可以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重大的信息革命。第一次信息革命是毛泽东时代的扫盲，没有毛泽东时代的扫盲，中国的文盲率恐怕现在还是百分之五六十。没有当年的扫盲就没有现在的信息革命。

以手机为代表的中低端信息服务，在打工群体迅速扩展，我认为这是改革开放之后最重要的信息产业变革。但是这个信息革命跟毛泽东时代的扫盲有着重要关系。

与此同时，随着技术的普及，我们讲了很多，包括电子商务，我也非常感兴趣。除了积极面上的创业就业之外，这本书还讲了很多他们的苦难。大家经常引用上海社科院的数字，在珠三角平均一年是4万根手指被碾断、被切掉。这些工伤大部分跟电子行业相关。我有一段时间常去工伤医院，问他们你们在什么地方受伤？他们说在五金厂，原来是做电子音响后面的铁壳子。下个星期还有一个个案，是富士康的一个工人，脑切除了，因为工伤。现在富士康还欠他们家30多万的医疗费和救助费。下星期三二审开庭，希望大家关注。我在微博当中肯定会发，如果你们看不到，就不是我的原因了。

新工人阶级有非常深重的苦难。我相信我们这个时代是和《双城记》的英国当年一样，既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当年工业时代的图景，在我们今天“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也存在。需要把两个方面都看到，才能看到丰富的打工群体的新媒体使用。我用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总结，就是要看到打工者的传播需求。

他们的需求第一个是生存性的需求，他们是非常忙于生计，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讲话。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同时，我们看到一个和其他阶级、阶层有很大不一样的特点，就是他们有相对稳定性。比方说，白领、中产由MSN换到开心、微博，现在换到微信。而我们的打工群体，特别年轻一代相当稳定。十年前是一样的，现在也是一样的，就是一个QQ。手机号都换了，地址也换了几十次了，单位也换了几十次了，但是他的QQ号就像身份证号码一样不会换。这是生存性的需求，要找工作，要看病，要来治疗，和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网络保持联系。

还有一个需求很重要，就是他们的集体性。早上我来晚了，俊秀兄讲网络社会主义我没听到，但可能和这一点有联系。工人力量单独来看是很小的，他们一定要靠老乡、同学、战友，靠草根的这些组织，所以他们要持久稳定下来就一定不能仅凭单干，光是个人消费这么简单。他们当然有个人消费，但是在技术组织层面上，比如QQ群，很多地方工人事件里面都有非常重要的表现。

在这里提出另外一个挑战，有关于需求。需求在英文文献里面对应的，我们叫做NEEDS。另外也有欲求，欲求就是WANTS。上个礼拜我手机坏了，要去买手机。以前我经常买山寨机，因为我经常跟山寨机的老板做访谈。后来我老婆经常看韩剧，就命令我买三星。因为看了三星的广告，并不是为了解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当然，跟老婆的关系也是属于生存需求的范畴，开个玩笑。我的欲求和需求出现错配，可能不太要紧，因为我们比打工者有更多资源。但如果打工者为了追逐欲求，放弃需求，则可能出大问题。所以这是个挑战。

另外一个挑战是大数据。它不是由传统的强势方提供的，而来自UGC，用户生成内容。怎么样让大数据帮助产生促进社会进步、促进打工者生存状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交换价值？这是用马克思老的语言，放到今天的语境，就是怎么用大数据促进生存性传播需求的满足？这是非常大的挑战。被忽视的边缘群体如果没有足够的政策支持去关注他们，很可能被商业主义带走。这还只是一种，并不一定是最坏的。他们还有可能创业，也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创业行为。但是我特别担忧的是被政治狂热主义的人所挟持，因为他们大量的能量在里面，包括黑社会。比如这本书里面讲到，黑社会“血头”怎么用低端网络工具来造成的对社会公共医疗体系的重大危害。

总体而言，一个重要的挑战是改变精英主义视角。我以前也在北京读大学，然后在香港。我们从大学走出来，或者从政策部门走出来，我们自然都有精英主义倾向。怎么样在研究信息社会的时候，去倾听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所以我这本书的开头是献给这些沉默的大多数，整个信息社会是一个运转的机器。用《战争与和平》里面的一段话，当有木屑掉到机器里面的时候，外行认为木屑是比较重要的，引外它在不断发出声音。而沉默的齿轮在正常转动的时候，我们是听不到的。我们必须反思我们看问题的方法，正视这些正在用他们的血汗奋斗中的这些年轻人，以及年纪大的打工者。向这些打工者学习他们的治理创新，比如刚才讲到山寨，山寨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治理创新，这本书也有涉及，也有很多意义供解读的。

还有一点是封面上的自行车。40年以前，达拉斯－史麦斯（Dallas Smythe）是传播媒介政策方面的重要思想家。他在1973年来到中国写了一篇文章叫做《自行车之后怎么办？》，中文版听说这个月会在复旦的《新闻大学》上发表出来。他当年在文革末期写作，很自然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有很多工农兵、阶级，那些老的话语。所以，这本书本来有一个英文版书名简简单单就叫《工人阶级的网络社会》。但在中国，我和编辑商量，一定要有区分，不再是向以前的阶级斗争、老的毛主义的那一套回归，而要强调《新工人阶级》里的新意。

但是史密斯这篇《自行车》的雄文，据说是给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的一封建议书。里面提到很多复杂的东西没时间讲，但基本就是建议当时的中央要在文革语境下的中国建立类似土豆、优酷那样的视频系统。所以我建议俊秀兄看看1973年的时候，加拿大友人提出来的这篇文章，应该和信息社会主义有些关联。所以自行车也有隐喻在那里，就是我们偏离了1973年《自行车之后怎么办》提出的重要观点，没能给劳动人民提供更多的可能性。

最后封面上这张照片，我花了很多时间。它是“基层色素工人摄影队”的习作。这个工人摄影队用的都是别人捐的二手相机。编辑在网上找到这张图，想要它的原始图片。但当时的相机已经坏了，要做数据恢复。最后好不容易找到了，花了两三个星期。结果注意力都放到图片上，没发现英文书名里的Communication(传播)那个字给打错了。所以“传播”还是挺难的。我们要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