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很多从我们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新闻传播学者一样，我读本科时没有单独的传播学专业。我的路子比较杂，本科在武汉水利电力大学（现武汉大学工学部）读科技英语专业。我们要学土木工程的基础课程，去做翻译。1995年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读国际文化交流（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双学士，属于本科课程，研究生待遇。那时候communication被翻译成传播还是交流还没有定论，直到1999年离开大陆时，传播学才成为教育部认可的学科。实际上，我读到“大六”的时候，才开始新闻学的学习，现在清华大学的陈昌凤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当时她刚到北大，开了第一门新闻学课程。

毕业的时候，班上绝大多数同学都是去各部委，成绩好一点的同学，外交部、国务院新闻办、国际广播电台这些单位都是随便挑。当时我刚读到新闻传播一点点入门的东西，就想继续读下去。还有一个契机。1995年，中国正好刚通了公众互联网。受Alvin Toffler的未来学影响，我们在北大组织了一个叫做“中国传播的未来”的学生团体，一起学习讨论。有一次，我们去中关村一家叫瀛海威（InHighway）的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做访谈作业。现在来看，这是当时中国最早的一个免费网吧。后来包括苹果等IT公司来北大做展示，看到了当时难以想象的网络聊天服务。

我算是中国通网后最早一批关注互联网的人：采访互联网企业，举办学生团体。我从1995年开始进行粗略的互联网调研，1996年才开始学传统的新闻学，所以特别想学习一些互联网及新闻传播的一些基础知识。1997年我去央视索福瑞做一些数据分析的实习。香港回归之后，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又读了一个硕士，和李立峯老师是同学。1999年我到美国南加州大学读博，六年博士生涯之后，就回到香港中文大学，直到现在。

1995年9月，在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宿舍，后排左三为本人，前排左二为《旧制度与大革命》译者冯棠老师。他是在北大期间对邱学术影响最大的一位教授。

一开始的四年本科在语言方面打下基础，喜欢中英文阅读写作。在北大读书时，图书馆里只有五本传播学著作。但当时觉得这个领域有特别大、特别多的问题，所以有很强的求知欲。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氛围和今天不太一样。1995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之后，中国一方面想和世界进一步接轨，另一方面在学术界有很多保守的声音。比如资历老一点的老师会说：“传播学是资产阶级的叫法，我们就叫新闻学就够了。”图书馆里李金铨老师关于媒介帝国主义的著述是不能外借的，要政治可靠的人在专门阅读内参的地方才能浏览。

我们这些批判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最开始在政治光谱里是属于自由派的，认为新闻媒体发展最大的阻碍是建制，是控制大家的这些机制。我的转折点是2002年在做博士论文期间，当时我决定做有关中国互联网的题目。在2001年做文献综述，梳理从1995到2001年的研究时，我发现这些研究要么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讨论，要么就是把中国放到整个世界体系中讨论，缺少更加细致的研究。所以我当时不知天高地厚地选择做改革开放后珠三角通讯发展史。结果到地才发现珠三角太大了，情况非常复杂。

我们当时采用传统的个案研究方法，个案研究特别强调Data Triangulation，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做个案研究。比如做电子政务，要从当地政府、运营商、市民（当地户口和外来人口）等多角度地去看待一个鲜活的个案。在做调查时我们会看很多新闻和年鉴，包括到县里镇上去做访谈，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整个珠三角我跑了两圈下来，发现和官员的访谈内容与年鉴内容差不多，和老板的访谈会更丰富，但依然有局限。与这两个群体相比，最出乎我意料的是工人。2002年，在珠海的打工市场，我请打工仔打工妹帮忙做手机互联网使用的调查，每天我们会碰头再做一次焦点小组访谈。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让我消除了许多成见。我以前会觉得，我是留美博士，我是城市精英，我应该更懂新媒体。但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们说的“小企鹅”（QQ）是什么。

2002年8月本人（右）与珠海的打工妹合影。就从她们那里，邱第一次听说什么是“小企鹅（QQ）”。

我是一个好奇心很强的人，不想浪费时间在已经知道的东西上。我的学术转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发现这些不掌握资源的人也在进行着社会创新，而他们面对是这个社会更根本性的、生存性的危机。城市中产的感知是慢的，比如我们很多人是通过看柴静的片子才关注雾霾，但片中那些运煤的卡车司机在雾霾中的受害程度比城市居民要重很多倍。如果我们认为新闻传播研究是要挖掘有创新性的传播行为，不可否认，有的创新是在温室环境里去天马行空，但新媒体很多创新是来自于面临生存性危机的切肤之痛。

还是说回2002年，那些打工者找工作的时候，在人才市场怎么分辨骗子，进入工厂之后怎么找房子，面临就业、住房、教育、医疗等方方面面的问题。特别是工伤，珠三角地区一年四万根手指，就是四万个生存性的信息需求，珠三角的一些医院，五层楼中至少有两层是手（骨）外科，用哀鸿遍野来形容都丝毫不夸张。在世界市场需求特别强的时候，走廊里全都是断手工人。

客观条件层面有类似的地方：“蚁族”的生存状态不一定比打工仔要好，他们的收入可能还更低。而且大部分工人也是非常新自由主义的。某种程度上，做APP的和做iPhone的在忙碌的时候都一样，两点一线；休息的时候也都会逛街购物、唱卡拉OK、追求名牌。年轻人其实都差不多。

很重要的一点差异是身份认同的问题：“蚁族”认为自己应该是向上流动的，认为自己要通过在中国打拼实现“美国梦，这种虚幻意识更强。同时，包括关注工人问题的张彤禾等人也是从一个通过个人奋斗实现梦想的框架，比较狭隘地去看东莞的打工妹。但其实农民工必须要更加脚踏实地，他们的梦想恐怕是回家开一个面馆、开一个化妆品店，这种“回家”的意识特别强。

还有一点，做APP一般做不出打工仔的那种工伤，这时候两个群体的差别就显现出来。著名的打工诗人郑小琼早期的诗作《铁》就是讲她的工伤经历。在工伤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就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为什么到城市里来？到城里快乐吗？是什么使我的生命没有价值？在思考之后，有的人像郑小琼开始写诗，有的成为草根的法律援助者。所以工伤既是最痛苦的时刻，对不少人也是一个解放的开始。这不是外在的解放，而是自己内心对寻求一个城市梦想、金钱至上、消费主义和城市中心的质疑。

2002年5月本人（右）在四川西昌采访网吧网管。这位年轻的网管已是下岗职工。当地正在打击网吧，所以招牌放到了屋内。

我的上一本中文书《信息时代的世界工厂》就是献给珠三角的工伤工人的，他们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我这本书会送给很多工伤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去看。很多时候，传播学对话的对象是抽象的西方理论和国家政策，你写出这些东西来，国家不一定会听你的，西方的学者更不会听你的，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自己都不一定看，所以我们在做批判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一定要接地气。

我将“i奴”分为两种类型，一个叫manufacturing iSlave，就像富士康的工人以及整套电子制造业体系下的工人，包括贵屿的电子垃圾处理者，他们被迫参与工厂生产。这个群体是数以千万计的，他们处于高强度、高危险的状态中，是因为另一种“i奴”——manufactured iSlave——数以亿计的消费者。这里我借用的是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manufacturing consent”的概念。“i奴”概念背后有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是因为有一个依赖性的世界体系。Antonio Negri在上世纪70年代就讲到，晚期资本主义生产的已经不再是产品，也不是服务，而是主体性。我这里用“i”的意思，其实也是想强调，21世纪“奴隶制”是从精神上，被个人主义和消费主义制造出来的，参与者有商业电影、广告、新闻业。

在这里我们可以与16世纪奴隶制进行一个类比。黑奴的悲惨命运很大程度上是由欧洲人吃糖的需求导致的。今天链接珠三角工人和的消费者之间的关系与其一样，背后是资本的逻辑。我们只聚焦在珠三角工人本身是不行的，要从一个更大的世界体系中去关照。其实废奴运动从16世纪就开始了，历经两三百年最终才成功，受压迫群体自身的抗争很关键，但其中很重要的，也是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对消费者的改造。比如英国废奴协会有一套社会运动策略，让废奴变成一种资本主义时尚；19世纪美国第二畅销书是《汤姆叔叔的小屋》，仅次于《圣经》，识字的人几乎都会买来读。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有个现象叫reification，你越研究一个问题，你越会陷入到具体环节。我们应该时刻注意从你研究的问题中跳出，从历史的维度与过去相互参照，看到更多的可能性。当然这是个长远的过程。

其实从马克思的路径来分析，刷微博微信和网购是一种隐蔽性更强的免费劳动。纽约大学的Trebor Scholz编过一本《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里面有一章谈到中国网游代练的“金币农夫”。我2009年在《信息时代的劳工问题》这篇文章中也讨论了网络用户在使用网络时受到的隐性剥削。除了作为劳动力之外，大家上网也可能成瘾。这和之前16世纪人们吃糖上瘾是一样的。当人上瘾的时候，就丧失了部分的自由意志，又成为陌生人资本原始积累的工具。从让你上瘾开始，你的个人信息全部以数据的形式被掌握，这是一场发生在虚拟空间，却又作用于现实的大数据“圈地运动”。如果大家不能够对网络的资本化产生足够的警惕，而是一味地依赖的话，我们最终会成为单向度的人。

我推荐一本书，是由Peter Linebaugh和Marcus Rediker合著的《The Many-Headed Hydra》。其实从历史上你会发现，针对资本主义的反抗，是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都会出现的。过去在大西洋上，那些白人贵族和资本家掌握着世界上最先的信息、运输和军事技术，但它们同样会被底层人民反制，同时这些技术也会被底层人民很好地利用，最好的例子是1803海地革命的黑色雅各宾。我们今天的互联网就像几百年前的大西洋。

Linebaugh和Rediker在书中讲到了Hydra“九头神怪”这个隐喻的变化。它最早出现在希腊神话里，砍掉一个头又长出两个，最终被大力神Heracles所杀。在殖民主义上升期的时候，殖民者经常把自己比作Heracles，但是到后期，它又成为新兴的无产阶级的象征。其实在三角贸易中，最悲惨的故事不是发生在黑奴身上，而是那些白人水手和打手。运奴船从布里斯托或利物浦出发，到西非买黑奴，从非洲到北美的路上需要大量的打手镇压黑奴，但从北美回程路上，船长有充分动机去抛弃他们，很多白人水手、打手病死或者被杀死，没有任何人顾及他们的死活。黑奴是用来卖钱的，并且在被抓的那一刻就准备进地狱；可是这些白人是准备好要进天堂的。但我们还会看到，这些中途死去的白人有些还是被那些自己镇压过的黑奴体面地安葬。

为什么废奴运动最终会成功？我认为是人类的生命力最终战胜了资本的力量。所以这个隐喻背后阐明的是一个生命力的问题。这个也可以勾连的我们今天新媒体的问题，今天在新媒体发展中有各种各样异化的力量，我们应该去努力克服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