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在这里我们需要把需求（need）和欲望（want）分开。包括技术美学的问题，我没觉得iPhone比其他手机好看。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他好看呢？是因为它的广告。这种美学是营造出来的。苹果是一种指代，指代其背后的硅谷模式。它背后是一整套的私人化的资本主义创新模式。实际上，硅谷模式也是1960年代之后才开始兴起。除了硅谷模式之外，大家不要小看芬兰或者爱沙尼亚这些国家，它是在福利国家体系下，通过“黑客精神”的社会认同。它追逐的不是三十岁就退休买游艇周游世界，而是造福我的社区。那些做出Linux的人在芬兰人看来也是美的。所以我不认为它是一种宿命论式的一步步走向末日。

我给我的本科学生布置过一个玩手机游戏的作业，这个游戏叫Phone Story，专门讲智能手机背后的刚果的童工问题、富士康工人的跳楼问题、销售问题和电子垃圾问题，一共四关，我让我的本科生去打，看谁打得最快，我会给他们一幅缙云的剪纸作为奖励。结果这个游戏几个小时之内就被App Store下架了，倒是Google Play里还有。

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完全将这些资本主义企业一棍子打死。现在世界上最环保的传媒集团是默多克的福克斯公司，它们曾经拍过对环境“零污染”的电视剧。倒是有很多的IT企业，看起来它们做的大数据业务是没什么污染的，但背后的服务器是一个及其巨大的污染源，它会消耗巨大的土地、水和能源资源。我希望这样的状况不要再严重下去，我们需要一种替代方案。

讲到这里，我要说说我现在正在用的这款Fairphone手机。我去年9月对荷兰的一家叫做Fairphone的手机社会企业进行过调研。他们的矿产资源也来自于刚果，但他们在刚果发展了一整套劳动力认证体系，避免雇佣童工等问题。国内这款机器的组装线上的工人必须是本地的农民工，这样可以保证他们当天、至多周末可以回家。装机工人的收入也就是高于当地最低工资线，但是每部手机中有5欧元作为工会基金，让工人们集体讨论钱怎么用。这部手机的设计寿命是十年，满足最基本的使用需求，同时它的软硬件设计方案向全社会开放。如果坏了，手机里专门有一个应用告诉你怎么修。一年半的时间里，他们已经从5个人发展到了30多人。这只是一个产品，但他们确实促进更多人参与其中，是为了最大多数人的需求，而不是为欲望服务。

我和陈韬文老师打算明年年初再邀请一些学者，做一次“传播科技与新媒体事件”的工作坊。首先一方面，历史很有趣，但传播学与其他人文社科相比，就是我们的历史感不够。在国内来说，新闻史是很发达的一个分支，但还是有局限。整个传播学应该和史学进行一个对接。我们都听过“今天的新闻是明天的历史”。在今天，新媒体事件的报道很猛，但研究薄弱。而几乎所有的事件都是新媒体事件，这其实是存在问题的。

我要强调两点。首先，我所说的当代史视角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史的范畴，是关注“群众书写”、关注“月球的另一面”、关注“沉默的大多数”。我们试图与Katz和Dayan的“媒介事件”（media events）进行一个理论对话。历史在绝大多数时候都由掌握权力和资源的人书写，“媒介事件”也是基于卫星电视直播的权力和资源，他们一开始将事件分为挑战（contest）、征服（conquest）、加冕（coronation）三类，事件本身的目的是为了营造共识。但之后二人分别对“媒介事件”进行过探讨，发现媒介事件已经走向了共识的反面——幻想破灭（disenchantment）、脱轨（derailment）、冲突（disruption）。新旧环境下，媒介事件都有议程设置的功能，我们所看到的事件更多的是被大V、搜索引擎等认为重要的事，这背后是有深层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原因的。

其次，当代史视角需要建立一个完备的研究方法的基础设施。我们在2009年的《新媒体事件研究》这本书中对事件也有分类：民族主义、权益抗争、道德隐私、公权滥用等四个方面。这个分类有些过时，会有难以归类的情况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会和新媒体研究的一些新的工具相结合，比如数据挖掘等等。我现在正在关注环保事件，将来也会关注劳工事件。这次我们会建立一个更大的数据库，从方法学上尽量避免事件研究的抽样误差问题，避免只关注广为人知的案例。

此外，当代史视角还要去把握一些历史拐点事件。新媒体研究有潜在的线性的技术决定论倾向：要么是乌托邦，要么是反乌托邦。但实际上历史是非线性的，拐点可以好，也可以坏。

2009年10月，北京皮村工友之家举办第二届新工人文化艺术节，本人首次参加该艺术节系列活动，十分兴奋。

Thompson认为，阶级的形成不只要关注成功经验，那些半途而废的事件也同样重要。实践中，自然是胜者为王，但在理论中要平等地对待。

我就着前一个问题还想谈一点，就是当代史还有一个“当代误差”的问题。当代史研究当代事件，但要和20世纪乃至之前的历史发生一种有机的联系。我在关注劳工问题时，就在尝试将其与16世纪奴隶制的历史联系起来。

我跑了不少年的基层。2004年底从美国回到香港，至2008年左右，我一直关注服务行业的劳工问题。2009年，金融危机过后，我才开始关注制造业的劳工，包括和卜卫老师一起做“流动传播与赋权”的项目。做事件研究到后来会特别有种局限感，我们会看到现在有很多研究都是“以XXX为例”的研究，但这些部分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指代总体？这可能只是一种知识的重复劳动，我们应该和历史有对话，有更长线的意义。

之前我和卜卫老师经过很长时间的探讨，特别提出“行动传播学”这个概念（详见卜卫《“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探讨行动传播研究的概念、方法论和研究策略》，《新闻与传播研究》2014年第12期）。其实传播学这个转向开始的比较晚。这个概念源于美国社会学家Michael Burawoy的“公共社会学”，包括他讲的“拓展个案法”等等，其实都在试图打破过去中立、客观的、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传统。

传播学的起源之一是宣传研究，主要为国家服务，为了打宣传战，意识形态属性鲜明。其中有一个更具体的，是Kurt Lewin的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他认为应该去改造和干预人们的社会心理，更好地促进社会改变。所以传播学是有行动研究的传统的。我们所强调的行动传播学，关注社会正义，强调理论与行动的结合，同时与边缘群体建立伙伴关系以共同从事行动。

我和卜老师的判断是，我们需要行动的价值取向的传播学，同时也需要中立客观的传播学，大学应该是兼容并包的。我们中国的新闻学，有着极强的马列主义新闻思想传统，也是先强调工具性，再强调客观性。所以，当我们进入传播学后，很容易矫枉过正地把传播学想象成价值中立的。研究城市中产人群，用价值中立的视角就足够了，但如果研究被拐卖的儿童，受工伤的女工，就很难说是一个价值中立的问题。我们以往的新闻传播研究过于媒介中心主义而忽视了研究的服务对象——人本身，所以要有意识地从研究对象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在研究中也在努力遵循一些原则，这些原则是我们所秉持的客观性的原则。比如批判性地阅读基层调查数据，检验研究过程中对立的解释，积极寻找反例，与研究参与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分享和讨论研究进程，保持对知识生产的不断反省。

行动传播学主要针对那些没有资源的弱势群体。传播学这个学科中，只为权力和资本服务的比例太大了。价值指向不是说仅仅对弱势群体做有倾向的观察，更应该有一种行动式的参与，这个过程是一个有意识的“赋权”过程，弱势群体可通过互相尊重、批判性反省、关怀和小组参与等手段重新获得接近和控制资源的权力。这个时候还需要将当代史视角或国际层次的经验联系在一起。

前面说的是一个外向的价值取向，比这个更根本的一种价值取向是，学者自己是否能认识到自己的身份。当你带着设计非常科学完备的问卷来到山村的时候，才发现这里最重要的媒介是黑板报，而你的选项当中完全没有这一项。当你在拾荒者社区中，发现每个孩子都有手机，但他们是用手机来听歌，并且互相交换着听的时候。你一定会问：当地人是否需要你的研究？他们自己的视角、观点、经验和地方知识是否受到重视和考虑？当地人能否有效介入你的研究？你的研究是否可以促进当地人和社区的改变？

2011年五一，本人在深圳横岗工业区小小草工友文化家园观看劳动节表演。这里是他采用行动传播学方法，参与、调研工人媒体与文化的一个主要场所。

如果说，今天我们的共识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世界，不仅是世界本身，还包括我们思考问题的方式，你作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是无法置身事外的，你自然也不可能外在于这个世界对这个世界的问题作出研究。所以行动传播学也是一种对研究者身份的反思：研究实践中要不断平衡“行动者”与“学者”的角色，既要扎根实际生活，又要超越具体经验，用自己的专业水准将更深远的联系与洞见提供给行动者。

行动的传播学并不是否定之前的传播学，我们依然要借助以往传播学研究的方法来完善当前的研究，我们也不认为我们这种强调价值取向比那些表面看起来没有价值取向的研究要好。但我们认为，如果传播学者还一味坚持所谓价值中立，那么在关键的公共政策及议题讨论中，我们将越来越边缘化。

在我看来，21世纪传播学发展的主要重心之一就是中国。今年，南洋理工大学的汪炳华教授担任ICA的候任主席，明年将正式成为主席。我们知道，ICA是我们这个学科最专业的学术团体。华人力量在ICA的崛起绝非偶然，一百多年前，工业革命催生了马克思主义，而今天，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转型期工业化国家，我们有理由期待传播学在中国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我想为特别是新闻专业的同学推荐两本我认为特别好的书，我也一直想把它们翻译成中文。一本叫做《Live Working or Die Fighting——How the Working Class Went Global》，我翻译成《打工苟活还是以死抗争——工人阶级的全球化》。作者是BBC的优秀记者Paul Mason。它有很厚重的历史感，它从21世纪深圳的工伤工人和印度的棉纺工人讲起，再回到1803年英国的彼得卢大屠杀、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起义、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等历史现场。它把21世纪“全球南方”（Global South），不管是中国、印度，还是巴西、尼日利亚工人的苦难斗争和当年美英德法的历史联系到一起。

另一本是Howard Zinn的《A People's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是赵月枝老师推荐给我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翻译为《美国人民史》。我们很多同学生活在“美国梦”里，但我是在美国的“梦工场”好莱坞住过六年的，好莱坞电影营造的那种“美国梦”，如果落到实处，很可能是一场“噩梦”。这本书会给你一些参考。

其实Zinn还有一本漫画书， 叫做《A People's History of American Empire》，是讲美国血腥的殖民扩张，包括对北美土著的屠杀、对菲律宾妇女的酷刑、智利的“小9•11”等等，非常适合本科阶段的同学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