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可分为两个话题，一是中国特色；二是新型智库。

先从历史维度上，谈一下中国特色。

政府机构被称之为“官僚”机构，说明“官”与“僚”结合在一块才成其为机构。“官”的职能是决策和执行，而“僚”的角色是谋划和程序设定。“官”离不开“僚”，“僚”也离不开“官”，这是一个治理体系的基本配置。

官与僚的典型代表人物就是李斯和韩非-------先秦两个集法家大成者。一个为秦国提出了统治思想，一个为其一统天下立下汗马功劳。一个是思想者，一个是执行者。都对秦国的发展和治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韩非这个级别的“僚”主要谋划国家战略层面问题，属于“思想”层次，就是今天谈论的“战略型”智库人才。

在中国漫长的治理过程中，具有强烈人治传统。其各级政府机构没有十分明确的分工，一个省、一个县的最高长官，把持着其辖区内的行政、财政、司法等一切权力，按理说这一切事务应由主官本人亲自处理，因此对主官的学养、兴趣、水平、经验等要求很高，这显然是不现实的。

事实上，主官只要负“政治责任”，具体的治理实务都要交给各类专业人才，但官僚体系内没有这种“编制”，所以主官们只能使用体制外的各种“师爷”，师爷虽不在编，但有正编之实。

师爷扎堆的地方就是“幕府”。 历史上最大的当属曾国藩幕府，自古罕见，近世无匹。曾氏幕府所设机构不下数十，招聘近于400才俊幕僚，一则治事，一则育人，办理了军政、粮饷及军工科技诸务，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智库”。

曾氏智库不仅治军，也留下很多影响后世的决策，比如，采纳了中国最早留学生容闳建议，促成了“固属中华始创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幼童留美计划，培养了大批新式栋梁之材，且开近代中国官派留学教育之先河，在更深层次更长远地影响了现当代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

张之洞幕府是晚清继曾国藩幕府之后，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规模最大的幕府。张氏幕府运作了著名的兵工企业“汉阳造”，策划出义和团骚乱时的“东南互保”等一系列策略，以至于武汉成为当时的政治中心和思想中心。

海归的辜鸿铭（生于南洋马来半岛，毕业于爱丁堡大学）1885年回国效力时，不是到京师，而是应邀入张之洞幕府，帮助张之洞统筹洋务，相随共事20余年，深得器重。但是张之洞终结了“师爷”这个称呼，他把各种师爷编制为体制内官员，从而为全国所效仿。

师爷基本上术业有专攻，大致分为六类：一曰“书启师爷”，专替幕主起草各类文字；二曰“刑名师爷”，专管协助幕主审理刑事案件；三曰“钱谷师爷”，专门协同幕主办理财政、赋税；四曰“账房师爷”，有的衙门里则由钱谷师爷兼任，专替幕主管理重要账目；五曰“挂号师爷”，主要负责批牍（批答文件）；六曰“征比师爷”，负责考核征收田赋。

在督抚衙门等高级官僚的府上，还需要有人处理军事、文化等方面的事务，因此还有更高级的师爷：折奏师爷、戎幕师爷、阅卷师爷、著书师爷等等。

折奏师爷主要负责起草奏疏，奏疏要求内容通情达理，文笔谲皇典。折奏师爷务必熟读诗经史，博通政制民情，了解山川舆地。参与戎幕者尚须精研兵法，为此才能为幕主设谋献策，佐理军政要务。

如果当代治理视角看，上述的师爷体系可以两个部分，一是技术官僚体系，刑名、钱粮、征比、挂号等，二是智库体系，书启、折奏、戎幕等。

中国千年来的治理体系可以概括为“儒皮法骨”，在法家学说中，“势、法、术”是治理精髓，师爷或者幕府体系也是围绕这些精髓进行献策的，由此形成了源源不断的中国特色“智力产品”。

比如，就“术”而言，官场中的人员倾轧与应酬也是师爷存在的必要条件，师爷的建议与计策，往往关系着官主本身的升迁、荣辱。但是，真正有才华的幕僚往往体现对“势”的把握，在国家变革时期，留下自己的“大策”。

再从国际的维度上，谈一下新型智库。

现代意义的新型智库，发源美国，有关此类文献汗牛充栋，在此只说几个关键要点：

其一，智库对美国政府决策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反过来，没有献过“大策”的机构就不能称智库。

兰德公司曾完全主导美国的核战略、策划越南战争、谋划里根政府的“星球大战”计划。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则是外交关系学会的意见。

布鲁金斯学会曾构建具有跨时代影响力的著名“马歇尔计划”，挽救西欧濒于崩溃的经济。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提出“巧实力”外交思想，最终成为奥巴马政府执政后的外交战略。美国很多重大决策背后都有民间智库的身影。

其二，存在“大策”的选择体系，或者说思想市场，具有淘汰机制，把滥竽充数的可以淘汰出局。任何市场原理都是相通的，劣币驱除良币的原因就是信息不对称，只有透明化才能解决。

其三，“旋转门”机制，高层技术官僚和智库研究人员双向互动。中国传统的师爷体系，是“单向门”，师爷可以晋升为官员，但官员没有再当师爷的。旋转门比单向门优越，多一个“复盘”的机会。

最后说一下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

我国现在也有很多提供“公共智力产品”的政府机构和研究中心。各级党政的政研室系统，主要起草文稿，相当于“书启师爷”。社科院、国研中心等系统也有很多行业研究和实证研究。我国也有丰富的内参信息报送系统，能够给领导的决策进行参考。

但是，如果按照习总的指示精神，把新型智库定义为：

第一，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进行政策研究的机构，核心角色和首要功能是提供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和高质量的智力支持；

第二，在政府、研究界和社会公众间搭建一个政策探讨平台；

第三，推动公共外交和构建传播网络；

第四，在社会上进行政策教育，引导公众舆论。或者说，新型智库具有资政辅政、启迪民智、选贤聚才、平衡分歧等功能。对照这些标准，可以说，我国尚没有一个新型智库。

中国梦需要中国思想的支撑，中国思想有多深厚，中国梦就能走多远。中国思想的创新能力，智库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直接决定了国家的整体创新力。

因此必须尽快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新型智库。在当前形势下，延续中国特色，新型智库需抓住下列命题进行研究：

1、有关“势”的研究。至少有六个方面：如何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经济新常态下的发展策略、如何实现创新驱动、第三次工业革命或工业4.0的特征、一路一带的实现路径、未来10年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仍然需要判断方向、设计基本框架，或者说，必须清晰指出“势”在哪里？

2、有关“法”的研究。有些问题的方向判断已经完成，或者说基本达成共识，如何有更好的实施方法，这类问题是行业问题，也是国家发展的关紧节点问题：电信企业切分问题、互联网防火墙问题、交通拥挤问题、人口政策问题、房价问题、拆迁问题、城管问题、电子商务的监管问题等，上述问题都存在多种利益冲突、多种矛盾交织，“压下葫芦打开瓢”，都存在一刀切理想方案，都需要在利弊之间寻求平衡点，寻找平衡点的方法。智库必须充当“递刀人”，打造出一个合理的“刀”，让一线政府部门把“肥瘦肉”切开。

至于“术”的部分，那是主官个性化需求，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