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1日，“首届中国电子商务园区峰会”在河南省洛阳市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超过150个电子商务园区的代表出席了本次大会。会上的对话环节政府、产业、学界的嘉宾对“政府如何营造电商园区？”展开讨论。
本文整理自北京大学社会学邱泽奇教授的发言。
我从两方面归纳与探讨政府与园区关系的问题。第一条线是从历史的线索，第二条线是国内从东到西、从南到北的差异性，平行的截面的角度。
园区发展史
今天的电商园区、开发区、科技园区都不是新鲜事物，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那个时候的园区最早叫产业园区。为什么要做产业园区？其实是基于中国发展的一个逻辑。
从产业园区到今天的电商园区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产业园区；第二个阶段是科技园区，后来又叫高新科技园区，有一部分的地方又办成卖场，到现在变成电商园区或者各种服务类的园区。这三个阶段集大成的应该是电商园区。为什么不是一开始就是电商园区？其实不同的历史时期我们面对的问题和困境，尤其政府面对的问题和困境是不一样的。
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政府面对的问题就是两个字：发展，如果说三个字就是：要发展。但是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政府手里掌握的资源有什么呢？没有钱，没有人，没有事，我们叫“三无”。政府有什么呢？有的就是国有土地、集体土地。但是面对的任务是百姓要吃饭、经济要发展、国家要发展，这时候怎么办？
有钱、有人、有事的这样一批群体到中国来以后来要各种各样的资源、条件，政府能够拿出来的资源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很自然的想到了“土地”。所以在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期，全国建了一批的产业园，这批产业园有国家级的、有省级的、有县级的，甚至乡镇级都有。那个时候我在全国各地跑，跑到一个地方一看说这是我们新的开发区，其实就是一片不毛之地，什么都没有，道路没有、房子没有。后来才开始有了“三平一通”，一直到后来的七平几通，政府为了要发展在逐步的提供各种硬件条件，从道路到厂房、到办公场所。
就这样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以后，政府手里有一点钱了，老百姓手里也有一些钱了，企业家也有一些钱了，这时候政府的目标开始升级了。钱倒是产生出来了不少，但是都让别人赚走了。我记得当时我的老师在全国各地跑过以后，在《瞭望》杂志上写过一篇文章，苏南乡镇企业拿到的利润只有2.3%，这是非常高的利润了，有的甚至更低。政府就面临第二个挑战是怎么能够赚更多的钱。当时能够赚钱的创新并没有留下来，或者赚钱的创新都不在中国，研发中心不在中国。这时候中国希望把研发、生产、销售绑在一块，科技园区的逻辑就开始产生了，后来又变成了高新科技园区。但是产生以后的效果并不如意。
第一期的“开发园区”效果不如意，第二期的“科技园区”效果也不如意。到了今天为什么电子商务的园区能从几十个一下子发展到500多个，而且还有专门做园区运营的机构出来了，就像淘宝为什么长出来一样。我记得《三联生活周刊》专门做过一期阿里巴巴的上市，我讲我对阿里巴巴成功的理解，如果阿里巴巴有什么成功之处，只有一条，就是他参透了中国的文化。在中国的文化中谁都不信任谁，如何解决谁都不信任谁的问题，支付宝应运而生，用机构来连接双方的信任。电商靠什么发展起来的？电子商务园区又靠什么发展起来的？过去政府主导的园区为什么不成功？反倒是靠市场在推动的，靠各个电商在推动的园区发展的这么蓬勃。这是一个要回答的问题，这是一个学界和政府都要回答的问题。
政府该如何营造电商园区
这个时代变了，这个时代怎么变了？过去政府能提供的资源是公共资源：房子和路。但是今天科技园区所要求的资源是政府提供不了的资源，比如说个性化的服务。政府能专门有一个机构去针对一个园区上千种的服务需求，去给他提供服务吗？做不到吧。今天的电商园区不是政府在主导，政府已经没有这个能力来主导了。谁来主导？社会在主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该怎么做？
我个人觉得政府如果能够看清大势，应该勇敢一点退出来。政府做什么？政府提供服务。什么样的服务是电商提供不了、市场提供不了、社会提供不了的？
有两类服务是这些利益共同体的利益相关方提供不了的，第一个是标准。各种服务的标准。如果说要我自己来制定自己的服务标准，我肯定向着我自己，别人肯定不服，谁来制定这个标准？只有政府来制定这个标准，大家才是服气的。第二个是规则。各种类型的规则。刚刚陕西省咸阳市副市长、武功县县长张小平讲到政府能够把物流的成本谈到只有3公斤3.5元，电商谈不下来，只有政府谈。所以公共服务由政府来做，其他事情交给市场、交给社会。
所以我的基本观点是，在这个问题上政府主导要转向，我叫做园区发展的历史转向，而转向谁呢？转向社会来主导，政府来提供服务，我们大众来开始创新，经济和社会形成一个生态。所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园区发展，尤其是电商园区的发展，实际上从历史的线索来看是综合了过去所有园区发展的一个大的集成，这个集成就叫做园区的平台化、生态化和互联网化，一个“化”都少不了。
园区发展，因人因地制宜
简要讲一下横向，我讲两个效应。第一个效应是鱼群效应，什么叫鱼群效应？大家知道在一个水体里面，有游在上面的鱼，有游在下面的鱼，有小鱼、大鱼，大家各取所需。什么条件下可以动员鱼群效应和发挥鱼群效应？就是在咱们今天的珠三角和长三角，电商已经充分发展了，像恒生科技园提供的诸多服务，它是为高大上提供的，不适合的进去就死掉了。对于刚刚发生的比如沙集的地方，它就是在中上层浮游的地方，它可能也要不了高大上的服务。在陕西武功，武功的张小平县长讲到特别好的一点就是看你长出苗子了，我把你稍稍归集一下，我把你推出来。这个鱼群效应的条件就是你有人，你有基本的服务条件，第三是你还要有东西可卖。如果这三项齐了，鱼群效应是可以产生的。
第二个是羊群效应。新疆从南到北我也跑过，维族同胞讲汉话的人有一些，但不多，写汉字的人更不多。到了那曲地区，95%以上的人都不会写汉字，这种条件下也要发展，怎么办？那么羊群效应在这里开始发生作用。懂汉话、会写的、会玩电脑的，他能够把藏族同胞、维族同胞、各少数民族、特色文化的东西卖中国、卖世界，有一个领头羊，后面会跟着走。
中国是一个差异化的社会，也是一个多样化的社会，针对不同的情境政府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东部沿海地区政府是要把水体弄好，把规则弄好，不准大鱼吃小鱼，甚至吃要可以，但是有限制约束。在西部地区，在少数民族地区，政府要鼓励、要推动那些头羊，把整个少数民族带领好。所以我觉得今天政府的角色思路要稍稍变一下了，变一下才能够把我们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性、创新能力发挥出来。政府做一个背后推手推一把就行了。
谢谢大家，不一定对，请批评。